《我不是潘金莲》：中国特色的官场现形记

匪夷所思

每年3月，全国人代会要开了，作为“重点稳控对象”，已经进京上访10年的李雪莲自然是地方当局盯防的重重之重，在市县各级领导劝阻无效后，4名干警被布控在了李雪莲家周围，日夜不眠的盯着李雪莲的一举一动。然而，经过一番计谋，李雪莲还是从警察眼皮底下跑了出来，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她到北京先去寻找在京做小生意的亲戚，结果刚到亲戚摆的小摊，就被等候多时的地方干部率人一拥而上，将李雪莲摁倒在地……

你一定以为这是中国社会中上访截访的常见一幕，而且社会中上访者的遭遇往往要更为凄惨：千辛万苦赶到了信访局，却被告知无法解决问题。走出信访局，就被守候多时的截访人员押走，秘密关押后遣送回籍，期间还会遭受非人虐待和毒打。新近的四川访民杨天直，这个68岁的白发老人，正是被截访人员在遣返过程中，连续折磨、毒打了59小时，最后死在车上，被当成一只动物尸体一样扔在路边，无人理睬。

然而，“上访”这个在中国带着禁忌色彩的字眼，却被冯小刚刘震云搬在了大银幕上，这本身就已经是个奇迹。因为拍这种题材的影片，如何拍好并不是摆在第一位的，如何控制尺度通过审查才是压倒一切的。最终，冯导努力的成果既艰难满足了审查官的口味，又将这个故事尽可能原汁原味的呈现在我们眼前。加上极具勇气的采用圆形画幅，在3D、特效大行其道的今天使用略显粗糙的画质和不带妆的演员，也许冯导早就有足够的信心：光凭剧情和表演，《我不是潘金莲》就能打动口碑和市场。

杨天直被截访人员打死后，信访局就此表达：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而《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所在县的县长，也曾义正言辞的表态：宪法规定不允许她上访了吗？然而到了最后，最积极对李雪莲进行稳控截访的，却恰恰是县长本人。下属提醒他，“就算你不想当县长，可市长还想当市长啊，我的官位也不想丢啊。”面对体制运行的轨道，县长毫不犹疑的走向了稳控截访的传统怪圈。

李雪莲的遭遇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能分到房子，选择与丈夫假离婚。等房子到手后再复婚。结果丈夫离婚后却把假戏变成了真做，又与别的女子结婚，房子也不肯给李雪莲。李雪莲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想到告状来平息冤屈。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想到了此前上海等地的“限购风潮”，为了买到房子，原本亲密无间的夫妻俩选择假离婚以换取购房资格，甚至在成功离婚后还喜形于色。那时我就在想，万一有原本就想离婚的一方，趁着这假离婚的机会脱身怎么办。到那时被抛弃的一方该怎么办？拿这与李雪莲相比似乎有些不恰当，因为限购离婚毕竟是被政策所逼，而李雪莲本身就有借离婚分房的“不纯动机”。可影片末尾，李雪莲却道出了实情：自己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为了生下腹中的孩子，才被迫想出假离婚的。个人面对不合理政策的无助，小人物在时代裹挟下的无望沉浮……在影片的末尾直扣人心，让人怎么也笑不出来。

为了出心里的这口气，李雪莲找法官，法官并没有解决问题，去找法院院长，院长让她去找别的部门，她去找县政府门口堵县长，县长想到的就是赶紧走人，她又去找市长，市长为了迎接上级视察，下令将她驱离，下属则直接将她关进了派出所……最后她干脆一怒之下去了北京，拦到了首长的座驾，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就这样纠缠了整整十年，李雪莲的诉求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各级官员也从来没想着解决她的问题。尤其是她去了北京后，各级官员就把她当做“危险人物”看待，想着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阻止她上访，硬生生的把一件小事演化成了一件全市牵动的稳控大事。讽刺的是，直到10年后，县长才想到派人找李雪莲的前夫谈话，可是为时已晚……正如市长所说，“一个和北京产生关联的农村妇女，就不能把她当普通农村妇女一样处理了”。那么普通农村妇女该怎么处理呢？答案不言自明。

末尾市长总结说：纵观这件事，李雪莲并不占理。倒是各级官员根本就没有想着解决群众的问题，而是把满足上级的要求视为第一大事，才把事情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市长给出的对措是开展转变作风运动，加强官员自觉。电影只能说到这里，但是仔细想就能想到：各级官员的职位权力都是上级赋予的，他们不对上级负责对谁负责呢？要想他们愿意主动解决群众问题，靠“自觉”可能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