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穆雷：刺猬、狐狸与经济学家（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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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穆雷（Phil R. Murray），美国韦伯国际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对《经济学规则》一书的书评。原文发表2016年的Regulatio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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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授曾在黑板上写满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阐释自由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过程。那会儿是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各国放弃中央经济计划后不久。我很好奇这个定理是否支持资本主义。这位教授指出，经济学家的帕累托效率概念无非是他拥有全部货物，而其余人则一无所有。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他说了“这不算是为资本主义背书，对吧？”
他没有偏袒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任何一方；而是借分配来提升我们对效率的理解。我一直在思考第一基本定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有没有抬举市场？如果没有，假设市场优于中央计划，那么这个理论有多精妙？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作品《经济学规则》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他告诉我们，“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试图解释，为什么经济学有时做得对，有时做得不对”。
为世界建模。据罗德里克所说，经济学有两种型态。一方面，“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如何运作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经济学是一种运用特定工具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根据这一定义，经济学的特征是形式化的建模与统计分析，而不是特定的与经济运行有关的假设或理论。”
罗德里克更钟情后一种说法。他将模型定义为：“模型是对事物的简单化，通过剔除干扰因素，来表现某种具体机制如何运行。”罗德里克的第一个例子是供求模型，解释市场的有效运行。第二个例子是囚徒困境模型，解释“两家公司如何陷入不得不浪费资源的坏的均衡状态”。第三例是“协作模型”：如果不同行业的两家公司分别投资，那么二者 “最终都将盈利、皆大欢喜”。而倘若它们无法协调，都不投资，则会出现一种均衡，两家公司均无利可图。他的观点是，一个市场的运作是良好还是失败，取决于其模型。
他强调模型丰富而充足，是件好事。他声称，“对几乎所有经济学问题而言，正确的回答是：取决于具体情况。”模型丰富是好事乃因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模型”
针对“最低工资会降低还是提高就业？”这一问题，标准的供求模型认为，较高的最低工资将导致雇主解雇员工。而涉及雇主拥有买方垄断权力的备选模型则认为，雇主将雇佣更多的工人。作者的意思是，最低工资消除了垄断雇主影响工人工资的能力。拒绝选择支付较低工资和雇佣较少劳动力，这样就能雇佣更多劳工而不必支付（达到某一点的）更高工资，于是雇主可以雇佣新员工并增加产出和收入。适用标准模型还是买主垄断模型，取决于“关键假设”。照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一个假设往更现实的方向修改，从而能给模型的结论带来实质性差异，那么这个假设就是关键假设”。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模型假设“雇主接受既定的工资率”就很关键，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最低工资减少就业的结论就站不住脚。备选模型同样如此：雇主影响工资的假设是关键假设，因为如果此假设不是关键假设，则最低工资增加就业的结论就不成立。
验证模型。如何知道哪个模型合适？这就引出了罗德里克的“模型选择”方法论，或者他所说的经济学的“工艺”。他表示，“关键的技术在于，要能够在候选模型和现实世界之间来回切换。”可以使用以下“验证策略”做到这一点：
◆检验模型的关键假设，视察它们如何反映相关的设定。
◆检验模型中假定的机制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
◆检验模型的直接影响是否得到证实。
◆检验模型生成附带结果是否与观察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我们来逐一进行讨论。作者假设，石油价格上涨导致公众强烈要求设置法定最高价格。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者接受既定的油价，石油市场的“竞争模型”就会认为，法定最高价格将引发短缺。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者相互勾结限制产出并提高价格，“垄断模型”则会认为，只要法定最高价格不是“设置得太低”，将促使生产者竞争、增加产量和降低价格。在竞争模型中，关键假设是单个生产者无法影响石油价格。在垄断模型中，关键假设是生产者可以通过形成卡特尔来影响价格。
下面就是罗德里克检验生产者是否具有市场力量的方法：他会研究市场中生产者的数量，每个生产者的市场份额，以及进入壁垒的大小。生产者多、集中度低、壁垒少时偏重于支持竞争模型。生产者少、集中度较高、壁垒巨大时偏重于支持垄断模型。
继续考虑石油市场的替代模型，套用罗德里克的术语，竞争模型和垄断模型全都“衍生”了石油供应量下降导致价格上涨的“机制”。罗德里克证明这个就是石油市场的运作过程，因为它“在直觉上很有意义”，并且“有大量现实例子”显示，供应量减少导致了石油价格上扬。譬如20世纪70年代。
确认某个模型的预测与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相一致，涉及的不仅仅是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家要采用多种策略，检验不同模型的直接影响是否可以得到现实印证，”罗德里克解释道，“从非正式、轶事性研究到复杂的定量研究。”例如，熟知墨西哥经济的人会确定，垄断模型一直以来十分适用于墨西哥的石油行业。如今既然墨西哥政府允许私营部门开发石油资源，只要我们观察到产量增加和价格下跌，那么更加适用的将会是竞争模型。
罗德里克讨论了各种类型的经济“实验”。例如，“幸亏有实验室实验，经济学家得以研究更多除了利他主义、互惠、信任等物质利益之外的人类行为驱动因素。”作者认识到“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质疑”实验室实验。“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似乎是检验直接影响的巧妙而有效的技术，但谨慎态度依旧不可或缺，因为具体的实验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情景”。譬如在印度，促使某些教师到场完成工作的是“在教室里安装摄像头”。然而这种策略对其他地方的教师未必有用。
模型具有“附带影响”。比如，关于最低工资法的标准模型重点聚焦减少低技术工人就业的直接影响。一个可能的附带影响是，企业将以技术工人替代低技术工人，而前者的就业将会上升。其他的附带影响也许是，对非工资福利或大量低技术劳工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造成冲击。检验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后保住工作的低技术工人是否遭受非工资福利损失，有助于我们判断标准模型是否正确；检验产出价格也具同样效果。
经济学家的错误。我以前的一位教授曾经开玩笑说，经济学家是一群持有破坏经济许可证的人。一些破坏来自“委员会的错误，其中对某种特定世界观的沉迷，使经济学家与一些可能已经提前预测失败的政策难脱干系”。为了阐解这个错误，罗德里克锁定“华盛顿共识”这一意识形态，他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市场能解决所有公共政策问题”。例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建议将自由贸易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战略。降低关税鼓励进口并抑制与进口竞争的行业。同时，企业家重新配置闲置资源，扩大出口行业。罗德里克告诉我们，“在采用这一战略的拉美和非洲国家，这个预测的第一部分基本已经实现，但第二部分没有。”这个不幸事件是怎么“预测到的”？是通过承认“法治” “合同执行”等市场经济的深层制度基础。强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当然不会接受别人指摘他们没能看清制度的重要性。
罗德里克引述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成功例子。奇怪的是，那并非因为政府允许在适当的制度环境下（产权、法治、合同执行等）开展自由贸易。罗德里克认为：“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后来的中国大陆没有早早开放进口，而是通过直接补贴本土制造业来推动出口。”贸易壁垒则“保护”进口竞争行业以防止失业。此外，“它们全都实施了产业政策，力图培育新的制造业部门。”只是，当这位评论家觉得自己本该苦恼地承认自由市场不起作用、中央计划才真正奏效时，却警告道：“这种解释并不正确。”根据作者的说法，亚洲成功案例的寓意在于，经济学家应该知道何时使用“考虑了这些经济体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的模型”。
“经济学家出乱子”的另一种方式是疏漏或不作为，所以在无力预见未来困难的时候出现了盲点。为解释这个问题，罗德里克瞄准了经济大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能预测2008年的金融危机。确切来说，他们“忽视了住房和金融问题的严重程度”。为什么经济学家预料不到房价泡沫破裂和接踵而至的金融恐慌？因为他们用错了模型。按罗德里克所说，“很多受青睐的模型是围绕‘有效市场假说’（EMH）展开的”。该假设的要领是某一资产（比如股票）的价格等于该资产的价值。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没打算预测未来的股票收益。罗德里克更不期待他们预言何时会发生经济衰退。他评论指出，“模型很难与现实完全契合：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之后常常会出现急剧崩溃。”
纵使如此，作者仍然认真阐述如何将有效市场假说与2008年事件联系起来。遵循他的观点，当预期经济增长突然转向衰退时，大规模的抛售就爆发了。虽然这情节使有效市场假说和股市崩盘巧妙融合在一起，但罗德里克发现了其中的失误：它“颠倒了被广泛接受的从金融危机到大衰退的因果关系”。
作者认为，经济学家与其严重依赖有效市场假说，不如始终反思泡沫、委托代理问题和行为金融学知识。可以肯定罗德里克批评他的经济学同行过度“信奉”市场，太少相信政府。他得出结论，“总而言之，经济学家（和那些听从他们意见的人）在他们当前首选的模型中变得过度自信：市场很高效，金融创新能提高风险收益平衡，自我调节的效果极好，政府干预显然无效而且有害。”对市场、全球化和技术的狂热或许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代思潮。不过，没准作者自己也犯了“忽略之错”，忽略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等金融危机中政府干预的不确定作用，以及降低贷款标准的政治压力。
结论。罗德里克对亲市场的偏见抱持批评态度。他声明：“毫无疑问，经济学家太过于偏向市场。”但他并不反市场。他承认，经济学家“认为自己了解市场如何运作，同时也担心多数公众不了解情况——而他们在这两个假设上大致都是对的。”
为了给经济学家推荐恰当的分析视角，作者转向借鉴“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区别。根据罗德里克的见解，
“刺猬”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可以预测：出路是更自由的市场，无论经济问题的具体特征和背景如何。狐狸的回答将是：“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他们有时建议更多的市场，有时建议更多的政府。
鉴于这种区别对待，作者得出推论，“经济学需要更少的刺猬，而需要更多的狐狸”。于是问题来了。他会不会觉得喜好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也是刺猬？他认为我们应该少依赖这些人吗？哪些经济学家属于典型的刺猬和狐狸？此外，如果好的经济学家是狐狸，那我另一位教授声明的“好的经济学家就像优秀的律师：他们可以双向辩论”到底正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