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中叶的恶性通货膨胀

admin

【延伸阅读】中国20世纪中叶的恶性通货膨胀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当时的物价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自1912年-1937年货币制度虽然屡有变动，但一直是实行银本位，期间银值没发生大的变化，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情况。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处于战争状态，通货膨胀开始出现，但1037年-1939年期间的通货膨胀还处于较温和的水平，1940年开始通货膨胀像脱缰野马一样奔腾起来，发展成为恶性通货膨胀。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到1938年底日本几乎占领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中国东部农、工生产的富庶之地落入敌手，这些地区的农业产值占了全国40%，工业产值占全国的92%，至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几乎丧失了所有对外交通通道。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1年降低78%, 仅为1937年中国总进口量的6%。

国民政府的税源几乎损失殆尽，财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对日作战全面展开，国民政府不断增加军事投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1939-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三倍半以上，其中军费占了总支出的大头。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只占总开支的10%—20%，最高不过30%—40%，而抗战后的1937—1940年，财政赤字平均占支出的70%左右，1941年—1945年，这个数字更提高至78%。战时财政支出主要为军费开销。以1941年为例，政府支出100.03亿，其中军费占到73%。当年收入仅13.1亿，赤字86.92亿。后几年军费所占比重基本与此持平，至1945年增至87.3%。

面对如此困难的财政局面，国民政府曾试图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来解决，日本历次侵华战争公债都是其主要的财政来源，二战期间其军费的近80%来源于强行摊派的公债。但在中国公债发行却屡屡受挫。抗战一开始，政府原以为人民爱国热情高涨，乃发行各种“爱国公债”，但是公债的承购量却很少。以流通最广的救国公债为例， 1937年公开发行，由于效果不彰1942年政府甚至强制国人购买，但是各省政府认为在农村执行此项办法障碍重重而表示反对，政府只能把强制摊派局限于城市，但人民以及银行界对公债均不感兴趣，虽经政府一再呼吁，承购额仅为半数。1940年7月行政院特设“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席，来推销公债。1941年公债发行达到12亿元、1944年达到30亿元。但即使这样，通过公债募集到的资金相对于整个财政支出来讲也是杯水车薪，据统计仅占到累积财政赤字的5%左右。

公债的路走不通，税收也只是聊胜于无，只能占到财政支出的6%，那么国民政府应付庞大的战争支出就只剩下借贷、国外援助和发行货币这三条路了。在前两条路不稳定的情况下，发行货币其实就成了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到一半以上。

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至1939年4月翻了一番，达28亿元，1941年底增至151亿元，而1942年纸币发行权集于中国家银行一家之后发币更是达到疯狂的程度，1944年底为1894亿元，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是5569亿元。八年间，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与此同时，沦陷区的日伪政权也发行自己的货币、抗日根据地也发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货币、日军还伪造了大量的法币，因此整个中国货币非常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大后方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如将1937年上半年大后方的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39年为213，1941年为1294，1945年则是184455。这意味着，八年来后方物价翻了1800多倍。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付出了空前的代价，不仅浴血奋战、为国捐躯，并且在经济上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毁家纾难，承受了物价上涨、财富缩水的痛苦。本来以为抗战胜利后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紧接着内战爆发，而国民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金融政策，使得通货膨胀反而愈演愈烈，人们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

抗战胜利后全国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物价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如国统区的重庆10月份物价比8月份下降了1/3，沦陷区的上海9月份物价比8月份下降了36%。由于沦陷区使用的货币是中储券，战后需要兑换成统一的法币，按当时的物价，1元法币应该兑换30-50中储券，但国府却制订了1：200的兑换比例，结果导致金融秩序出现混乱，沦陷区及全国物价开始上涨，到12月份就又涨到8月份的水平。

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开始了疯狂印票子，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物价自然也会迅速飙升，货币贬得一文不值，甚至有人用货币来造纸，因为同样重量的货币买不来同样重量的造纸原料，用货币造纸反而更便宜。

为了解决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国民政府1948年8月19日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内容为：限量发行20万亿元金圆券，回收法币按1：300万兑换；限期收况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汇；冻结物价，物品与服务价格按8月19日标准以金圆券交易。

在开始发行金圆券时情况还算不错，但后来蒋经国在上海打击进行投机活动扰乱市场的“大老虎”失败后，市场重新陷入混乱，不得不在11月1日全面撤销物价管制，突破20万亿金圆券发行限制，于是疯狂发币重新上演。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发行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同时，物价也像脱缰的野马，一日千里，全速狂奔。至1949年7月3日，已经撤往广州的民国政府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这一货币改制彻底失败。

从实行法币改革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十几年里，民国政府究竟发行过多少钞票呢？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 1949 年比 1937 年的发行增加1400 多亿倍。以上海物价为例， 12 年里上涨了 368000 亿倍，超过同期通货增发量的250 多倍。按人们生活必需的粮食价格进行计算，其上涨倍数为 476000 亿倍，为增发通货倍数的 330 倍。纸币的增发达到天文数字，而物价的上涨又远远超过纸币的发行倍数，同样数量的货币所能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1937 年民国政府发行的法币，当时的 100 元可以买到两头牛， 1938 年变为一头牛， 1939 年可买一头猪， 1941 年能买到面粉一袋， 1943 年可买到一只鸡， 1945 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到 1948 年 8 月，只能买到 0.000000000185 两大米。据统计，上海的白粳米， 1937 年 6 月每石为 11.05 元，到 1949 年 5 月，每石价格上涨到“金圆券” 44000 万元，相当于法币 1320 万亿元，比抗战以前上涨了 1190000 亿倍。这次通货膨胀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

不仅国统区的法币的金圆券，第一套人民币也同样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12月1日，经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准，以当时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行在全国解放区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券”，又改称人民币。1949年4月人民币发行总量607亿元，7月底就达到了2800亿元，到了11月底，迅速增加到2万亿元，到了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发行量已经增至4.91万亿元，一年增加了80倍。同时物价也大幅度上涨，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以人民币计价的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倍，其中天津市的面粉、小米、小麦、纱、白细布这五种商品的综合价格更是上涨了103.7倍。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版人民币，并确定新旧币的兑换比例为1：10000，这就是“第二套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