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们怎么会错得这样离谱？（第3章）
来源于《比较》2009年第5期
一、误以美为真 如今的人们很难相信，就在不久之前，经济学家们还在为自己研究领域的成就得意洋洋。他们自以为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涉及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给经济学家的职业开辟了一个黄金时代。在理论方面，他们认为内部的纷争已经解决，于是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宏观经济学的状况》（The State of Macro，所谈的话题是研究类似衰退等大问题的宏观经济学）的论文中，当时在MIT任教、如今已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宣称，“宏观经济学的状况很好”。他指出，过去的争论已经结束，出现了“广泛的观点融合”。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们则相信事情已尽在掌握：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致辞中宣称，“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2004年，当时在普林斯顿任教、如今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提出，过去20年间经济波动的“大缓和”值得庆贺，他本人也从改进经济政策制定的角度为此作出了贡献。 然而到了2008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这场危机的降临，不过预测的失败对这个研究领域而言却是最次要的问题，更深刻的缺陷在于这个行当里的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全都视而不见。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中，金融学家们越来越相信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股票和其他资产的定价总是正确的。在流行的研究模型中，根本没有2008年发生的那种经济崩溃出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家们内部的看法虽然还不统一，但主要的分歧却存在于如下两派之间，一派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从来不会偏离正道，而另一派尽管相信经济有可能时不时会出现偏差，但也以为在全能的美联储的干预下，任何与繁荣之路的重大偏离都能够并且将会很快得到纠正。这两派都不准备接受一个在美联储的最理想的干预下仍然可能误入歧途的经济体。 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们的路线之争变得空前激烈起来。卢卡斯说，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次品经济学”（schlock economics）的产物，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约翰·科克莱恩（John Cochrane）也说，这些计划的理论基础都是些虚幻的“童话”。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龙（Brad DeLong）作出的回应则是指出了芝加哥学派在学术上的崩溃。我本人也曾在文章里提出，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的评论乃是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许多来之不易的古老的真知灼见被人们所遗忘了。 经济学家这个行当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这个行当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总体来说错误地用漂亮的数学模型所装饰的美代替了对真的追求。在20世纪的大萧条到来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资本主义视为完美或接近完美的经济体系，这样的观念在大规模失业现象面前难以为继。可是随着大萧条的记忆逐渐淡去，经济学家们又重新坠入古老的理想化的经济观的情网，在那种理想化的经济体中，理性的个人在完美的市场中相互作用，只不过这次多了些神奇的方程式作粉饰。可以确信，与理想化的市场经济破镜重圆，部分原因来自政治风向的调整，部分原因来自经济利益的刺激。当然，尽管胡佛研究所资助的学术假期和华尔街提供的工作机会都不可小视，但经济学研究遭遇失败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这个领域过于强调无所不包的、追求精美的方法，过于希望给学者们提供炫耀自己数学天赋的机会。 不幸的是，这种高度浪漫和提纯的经济观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所有可能出现偏差的问题。对于经常带来泡沫和崩溃的人类理性的局限，对于失控的制度性缺失，对于可能给经济运行系统带来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冲击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缺陷，对于监管者自己缺乏监管的信心时会产生的危险，他们全都闭上了双眼。 要判断经济学家这个行当将走向何方，则是个远为困难的课题。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学家们将必须努力适应混乱不堪的局面，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承认非理性的、经常属于不可预测的行为的重要性，不得不直面市场中经常出现的特定的不完美，不得不接受精巧的“大统一”经济学还在天边的现实。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这将意味着对于经济政策的建议需要更加谨慎——并且克制出于市场自身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而取消各种安全机制的愿望。
二、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再回潮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通常要归功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发表的《国富论》。在接下来的160年间，经济学理论体系蓬勃发展起来，其核心思想是：相信市场。经济学家们固然也承认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外部性”，其含义是指某些人的行为给其他人造成了负担，却并不需要为此付钱，例如交通阻塞或者环境污染等。然而，“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后期那些把“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提升为精炼的理论的学者）的基本假设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市场体制充满信心。 不过，这样的信心却被大萧条给粉碎了。当然，即便是面对全盘崩溃的局势，仍然有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例如，约瑟夫·熊彼特在1934年（那是什么年代！）还宣称，“萧条不能被简单地当成坏事”，而是“某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的表现形式”。但当时的许多（最后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却接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看法，去寻求对当时现实的解释和未来衰退的解决办法。 可能与你听说的不同，凯恩斯并不希望由政府来负责经济的运营。对自己在1936年发表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做的分析，他认为“带有较为保守的指导意义”。凯恩斯是希望修补资本主义制度，而非取代之。不过他的确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在没有看护人的情况下正常运转的观念，尤其是对金融市场表达了蔑视，他认为这个市场被短线的投机所操控，很少顾及基本面。于是他呼吁用积极的政府干预——印刷更多的钞票，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大量投资于公共工程——来应对衰退期的失业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凯恩斯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提出大胆的主张，他的《通论》是本带有深刻见解的著作，其中的分析折服了当时那些最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在讲述一个从凯恩斯主义的立场撤退，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故事。新古典的复苏最开始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1953年，他就断言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描述“既能结出极其丰硕的成果，又值得完全的信任”。只是关于经济萧条的问题呢？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反击始自所谓的货币学派理论。货币学派在原则上并不否认市场经济需要有意识的调节，例如弗里德曼就曾说过，“我们如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当然他后来声明这句话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不过这个学派却强调说，要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采取些非常有限的政府干预形式就足够了，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中央银行的操作来使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保持稳定增长。一个很著名的论点是，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提出，假如美联储的工作做得足够好，大萧条本来就不可能发生。弗里德曼后来还引人注目地反对政府将失业率压缩到“自然水平”（在目前的美国被认为是4.8%左右）之下的任何有意而为的努力：他预测说，过度的经济扩张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同时降临——这一预测被1970年代的滞涨所证实，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声望。 但最后，反凯恩斯主义运动却远远超出了弗里德曼本人的立场，与其继承人的言论相比，弗里德曼的观点甚至会显得相对很温和。在金融学家们那里，凯恩斯将金融市场视为“赌场”的轻蔑被“有效市场”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声称，金融市场对资产的定价总是真实地反映着既有的信息。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衰退的时候也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的框架。有的人回到熊彼特及其他大萧条的辩护者的立场，把萧条理解为好事，是经济体为了适应变化所做的调整的一部分。即使是那些不愿意走得过于极端的人也认为，对抗经济衰退的任何尝试所起的作用都会弊大于利。 不是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愿意走上这条道路：许多人成了自诩的新凯恩斯主义者（New Keynesians），他们仍然相信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他们也大都接受了投资者和消费者是理性的、市场通常能正常运转的看法。 当然，潮流中还是有另类出现：部分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对金融市场值得信任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指出金融危机有着漫长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不良记录。只是这些人是在逆流而动，无法扭转当时泛滥成灾、如今看来却十分愚蠢的自满情绪。
三、过分骄傲的金融学 在1930年代，出于显然的原因，金融市场的名声并不好。凯恩斯将其类比为“在报纸举办的竞赛中，参赛者需要从一百张照片中挑选出六张最漂亮的脸孔，优胜奖将授予与参赛者总体的平均偏好最接近的选手；于是，每位参赛者应该选择的就不再是他本人以为最漂亮的脸孔，而是他猜想其他参赛者最有可能喜欢的脸孔”。 凯恩斯认为，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中把时间花在追逐其他人的时髦选择上，因此让这样的市场来决定重要的商业决策会是很糟糕的想法：“当某个国家的资本投资成为赌博活动的副产品之后，这样的工作肯定做不好”。 可是到1970年代前后，有关金融市场的研究却似乎被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所支配了，这位博士坚持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个。有关投资人的非理性、泡沫、破坏性投机的讨论在学术界完全消失，这个学科被“有效市场假说”所统治，其含义是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完全是公众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反映出来的内在价值，其发布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例如，给定某公司的盈利水平、商业前景等各种内容的信息，股票价格总能准确反映该公司的价值。到1980年代，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为代表的金融学家们又提出，由于金融市场总是能正确地定价，因此，公司领导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经济）就应该是使自己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大化。换句话说，金融学家们相信，我们应该将一个国家的资本运转交到凯恩斯所比喻的“赌场”的手中。 很难说经济学研究出现的这一趋势变化是由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的确，对于1929年的记忆在逐渐消退，但牛市依然不断出现，过度投机的传说盛行，然后又是熊市的到来。例如在1973~1974年，股票价格曾下跌了48%。而在1987年的股灾中，道琼斯指数又因为不明所以的缘由在一天之内下挫了近23%，这些事件本来应该使人们对市场的理性产生某些疑虑。 但事实上，这些凯恩斯或许会认为能证明市场的不可靠的重大事件，却丝毫没有弱化一个优美的理论观念产生的巨大力量。金融学家们在每个投资者都会理性地平衡风险与回报的假设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理论模型，也就是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它非常精美，而且假如你接受其假定，这个模型的用途也会极其广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但能告诉你该如何选择投资组合，而且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告诉你该如何对衍生产品（对收益权的权利）定价。这个新理论的优美特征和显著的实用性给其创立者们带来了一系列诺贝尔奖，该理论的许多专家还获得了众多较为世俗的奖励：借助新的模型和强大的数学技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更高级应用需要物理学家层级的运算能力——温文尔雅的商学院教授们得以跻身华尔街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列，也拿到了华尔街层级的薪酬。 公正地说，金融学的理论家们并不仅仅是由于其优美、实用和回报丰厚而接受有效市场假说，他们也提供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的证据。这些证据初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但实际内容却非常有限。金融学家们很少会问那些看上去非常浅显其实却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某项资产的价格相对于盈利水平等真实经济的基本面数据是否有参考意义。相反，他们只会考虑，相对于其他资产的价格，某项资产的价格是否有参考意义。如今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主要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曾经用“调味番茄酱”的寓言来揶揄金融学家，说他们“证明了两夸脱装的调味番茄酱的销售价格恰好是一夸脱装的调味番茄酱的两倍”，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调味番茄酱的市场具有完美的效率。 不过，无论是这样的嘲讽还是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等经济学家所做的更有礼貌的批评，都未能产生足够的影响。金融学的理论家们继续坚信自己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许多作实际经济决策的人同样如此，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他在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放松金融监管的支持者，他之所以拒绝限制次级贷款和控制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自现代金融学对市场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迷信。2005年发生过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在庆贺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任职的研讨会上，某位勇敢的、名为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令人惊讶的是他也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来宾提交了一篇带有警告性的文章，说当时的金融体系已接近危险的风险水平，却遭到了几乎所有在场人士的嘲笑。顺便说一下，其中包括萨默斯，他说拉詹的警告都是“误导”。 然而到2008年10月，格林斯潘却承认他陷入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之中，因为原有的“整个理论大厦”都已“坍塌”。由于这一理论大厦的坍塌同时伴随着真实市场的崩溃，结果自然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许多指标上看，我们目前遇到的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衰退。政策制定者们该如何行动呢？不幸的是，本来应该为应对经济滑坡提供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自身也陷入了迷惘。
四、宏观经济学的麻烦 “我们自己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在控制一台原理尚未弄清的机器的时候犯下了大错。其结果是，我们走向繁荣的机会可能要因此耽误一段时间——或许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凯恩斯在一篇名为《1930年大滑坡》（The Great Slump of 1930）的文章中的论述，他当时试图对席卷世界的经济灾难进行解释。而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机会的确也被耽误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彻底结束了大萧条。 为什么凯恩斯对大萧条的“巨大的混乱”的诊断在当初那么具有说服力？又为什么从大约1975年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凯恩斯主义的价值问题划分成了不同的阵营？ 我打算借用一个真实的同时又有寓言性质的故事来解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一个小规模的紊乱却可以影响到整个经济体。这就是国会山保姆合作社的例子（Capitol Hill Baby-Sitting Co-op）。 这个合作社所遇到的问题是一篇1977年发表在《货币、信贷和银行季刊》（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上的文章介绍的，它是个包含大约150对年轻夫妇的组织，加入合作社的夫妇都同意，在有人需要晚上外出的时候帮助对方照顾小孩。而为了确保每对夫妇都能公平地分享保姆服务，该合作社引进了一套凭证系统：用硬纸板制作了某种票证，每张票可以让持有人享受半小时的保姆服务。会员们在最初加入的时候会收到20张票证，在退出该组织的时候要返还相同数量的票证。 不幸的是，结果表明该合作社的会员平均来说希望持有超过20张的票证，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需要预防连续多个晚上外出的情况。其结果导致，只有比较少的人愿意外出并支付票证，而很多人却希望给别人提供保姆服务，并把收到的票证储蓄起来。可是，只有当有人晚上外出的时候，才会出现保姆服务的机会，因此保姆的工作就较为难找，这将进一步导致合作社的会员更加不愿意外出，保姆的工作机会也更加稀缺…… 简而言之，该合作社陷入了衰退。 那么，你该怎样理解这个故事呢？不要将其当成愚蠢或不足挂齿的小事，因为自从亚当·斯密从制针工厂中看到了经济进步的源泉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借助微小的案例来思考宏大的问题，而且这样做是对的。问题在于，以上那个特殊案例的衰退源自需求不足——没有足够多的对保姆的需求来给所有愿意提供保姆服务的人带来工作机会——这是否反映了现实的经济衰退的本质？ 4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个解释，但自那之后，宏观经济学便分流成两大派系：一派是咸水派经济学家，主要来自美国东海岸的大学，他们或多或少支持凯恩斯有关经济衰退的解释；另一派是淡水派经济学家，主要来自内陆的大学，他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毫无价值。 淡水派经济学家在本质上是纯粹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源自人们是理性的和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保姆合作社的案例中却被破坏了。在他们看来，普遍出现需求不足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价格的变动总会使供需达到均衡。假如人们需要更多的保姆票证，这些票证的价格就会上涨，例如从每张代表半小时提高到每张代表40分钟，或者说，提供一个小时的保姆服务所需的票证数量会从两张减少到1.5张。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自然得到解决：流通中的票证的购买力将会提高，人们将会感到没必要储存更多票证，因此也不会有衰退。 只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所看到的现象不就是没有足够的需求来使所有愿意工作的人得到就业机会吗？淡水派经济学家们说，表面上看到的现象可能具有欺骗性。在他们眼中，精巧的经济学已证明需求的全面萎缩不可能发生，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芝加哥大学的科克莱恩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然而经济衰退的确是发生了，那又是为什么呢？在1970年代，淡水派宏观经济学家的领头人、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提出，衰退是由于短期的认识上的混乱所致：因为工人和企业都难以分辨自己面临整体价格膨胀或萎缩还是他们所处的特定产业领域的价格变化。卢卡斯还警告说，任何试图抵消经济周期的努力都将适得其反，他认为积极主义的干预政策只会加剧人们的混乱感觉。 不过到1980年代，许多淡水派经济学家甚至把这种非常有限的承认衰退是坏事的观点也给抛弃了。该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尤其是当时还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你可以从这些大学的位置猜到淡水派这个称号的由来）提出，价格波动和需求变化其实与商业周期无关，周期所反映的乃是技术进步的速度的波动，它由于工人的理性反应而被放大，当环境较为有利的时候，工人们会自愿地增加工作量，当环境不利的时候则相反。因此，失业是工人们在支配自己时间的时候所作的有意识的决策。 坦率地说，这个理论初看上去实在很愚蠢——难道大萧条真的是大休假？而且我还要实话实说地承认，这个理论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可是，普雷斯科特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前提却嵌入了那些精心构筑的数学模型中，利用复杂的统计技术来模拟真实数据，并且统治了许多大学的宏观经济学课堂。2004年，鉴于这一理论的广泛影响，普雷斯科特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费恩·基德兰德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期间，咸水派经济学家们却止步不前。淡水派经济学家属于纯理论派，而咸水派的人则是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的格利高里·曼昆、MIT的奥利弗·布兰查德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卫·罗默（David Romer）等人一方面承认，难以将凯恩斯从需求角度提出的对经济衰退的解释同新古典理论调和，另一方面却发现，因需求导致的经济衰退在实际证据方面无法排除，于是他们便打算通过偏离完美市场或完美理性的假设，加入足够多的市场缺陷来或多或少容纳凯恩斯对衰退的观点。于是在咸水派学者们看来，利用积极的政策干预来应付衰退依然是必要的。 只不过自称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理性个人与完美市场的魅力也缺乏抗拒能力，他们试图将自己对新古典正统的偏离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这意味着在流行的模型中，不能给泡沫和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等事情留下分析空间。现实世界中这些仍在持续发生的灾难——1997~1998年亚洲广大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危机，2002年在阿根廷爆发了萧条级别的经济滑坡——在新凯恩主义的主流思考中都没有反映。 即便如此，你或许还是会认为淡水派和咸水派经济学家在世界观上的差异将令他们经常在经济政策上争执不休。但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在1985~2007年间，淡水派和咸水派经济学家的争论主要却是针对理论，而非实践领域。我相信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与原先的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凯恩斯主义者并不相信政府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或税收的变化——是应付衰退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由美联储的技术官员们掌控的货币政策已足以提供经济调节所需的一切药方。在庆祝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身为美联储董事会成员的本·伯南克是这样评论大萧条的：“您是对的，那场萧条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对此非常抱歉。但多亏您的帮助，这样的灾难再不会重演了。”他传递了明确无误的信息，只需要一个更明智的美联储，经济衰退即可避免。 只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统统交给格林斯潘这样的大师，而不需要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计划，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就没有太多可抱怨的。他们虽然不相信货币政策有什么好的影响，但同时也不相信货币政策会造成什么破坏。 需要一场深刻的危机，我们才会看到这两个派别的理论共同点其实是多么少，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变得多么狂妄自大。
五、没有人能够预测…… 在近来的悔恨交加的经济学讨论中，出现了一个万能的妙语：“没有人能够预测……”可这场灾难本来是能够预测也应该预测到的，而且也有几位经济学家确实预测到了，他们当初的努力所遭遇的都是嘲笑。 例如，就房屋价格的急剧涨跌而言，的确有经济学家（特别是罗伯特·希勒）指出了泡沫的存在，并警告过泡沫破灭可能导致的痛苦后果。然而关键的政策制定者们却没有看到明显的事实。格林斯潘在2004年曾这样打消过有关房地产泡沫的讨论，他宣称，“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严重的价格扭曲是很难发生的”。而伯南克也在2005年说，“住房价格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强劲的经济基本面的反映”。 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泡沫？公正地说，当时的利率水平过低了，这可以部分解释房屋价格的上涨。可能的原因是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还希望表彰美联储将美国经济从2001年的衰退中拉出来的功劳，要是承认这一功劳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巨大的资产泡沫，可能会给庆贺活动扫兴。 但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泡沫根本没有发生。当我们重新阅读格林斯潘起初的论述的时候，会吃惊地发现它们并不是建筑在证据的基础上，而是源自根本不可能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命题的自我演绎。金融学的理论家们对此问题则表现得更为顽固，在2007年的采访中，有效市场理论之父尤金·法玛就宣称，“‘泡沫’这个词让我发疯”，然后继续解释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房地产市场的理性：“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较差，不过人们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却都非常仔细，这通常是他们要做的最大的投资项目，因此会认真调查，比对价格。讨价还价的程序非常详细”。 实际上，购买房屋的人通常的确会仔细地比对价格——他们会比对潜在购买对象和其他房屋的价格。但这样的比对并不表示整体的房屋价格是否合理。这又是一个调味番茄酱经济学的例子：鉴于两夸脱装番茄酱的价格正好是一夸脱装番茄酱的两倍，金融学理论家们便宣布说，番茄酱的价格肯定是合理的。 简单地说，对于有效金融市场的迷信让众多经济学家对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的膨胀出现了失明。有效市场理论还在最初鼓吹起泡沫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今这场未被有效预诊的泡沫已经破灭，以前认为是安全的资产的真实风险水平也被揭示出来，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美国有13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蒸发，失去了超过600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看起来要提升至19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现代经济学对于我们当前的困境能有哪些指导呢？我们是否还应该相信它？
六、关于财政刺激的争论 在1985~2007年间，宏观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段虚假的和平。在咸水派和淡水派之间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观点融合，但那段时间是宏观经济大缓和的年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衰退的规模较为平缓。咸水派经济学家们相信美联储已经掌控了一切，而淡水派经济学家们虽然不认为美联储的行动有什么实际的益处，但也愿意任其自然。 危机终结了这场虚假的和平。突然之间，两派能够接受的狭窄的政策操作空间不够用了，需要采取更为广泛的政策措施，古老的争端由此公开化了，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为什么原先那些有限的政策操作空间不够用了？答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零”。 面对通常的经济衰退，美联储的应对办法是从银行那里购入美国国库券——短期的政府债券。这样的操作将使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降低，让追求更高回报的投资者转向其他资产，从而导致其他资产的利率也相应下降。通常来说，利率的降低最终将促使经济反弹。例如，美联储在应对1990年的衰退时曾将短期利率从9%压低到3%，在应对2001年的衰退时将利率从6.5%压低到1%，在处理当前的危机时则将利率从5.25%降至零。 可是结果表明，零利率依然不足以结束此次危机，而美联储却不能将利率继续压低到零以下，因为在零利率附近的时候，投资者会把现金储蓄起来，而不是将其贷出去。于是到2008年后期，随着利率达到宏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零利率约束”的水平，衰退仍在加深，传统的货币政策已失去了作用。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达到零利率约束线，上一次就是大萧条时期。正是由于对当时的零利率约束的观察，让凯恩斯提出了增加政府开支的主张：在货币政策失去作用而私人部门又不愿意增加开支的时候，公共部门就必须发挥支持经济复苏的作用。财政刺激政策就是凯恩斯对于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类萧条所提出的答案。 凯恩斯的思路正是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于是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对此非常愤怒。在之前的25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容忍了美联储干预经济的努力，但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复活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卢卡斯在1980年的时候曾写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此滑稽，“在研讨会上，人们已不再严肃地对待凯恩斯的理论，听众们会开始相互谈笑和耳语”。要承认凯恩斯在很大程度上的正确性，对他们毕竟是个耻辱的失败。 于是，芝加哥的科克莱恩对于通过政府支出来缓解最大规模的衰退的说法大为恼火，他宣称，“自196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人给研究生上过这种内容的课，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虚构的童话。在艰难时刻回去温习一下我们在孩童时代听过的童话确有安抚效果，但它们依然是虚构的”。科克莱恩的这段话也反映出咸水派同淡水派的分歧实际上有多大，他自以为“再没有人”给研究生上过的内容，实际上在普林斯顿、MIT和哈佛的教室里一直在传授。 同时，曾经安慰自己说宏观经济学的分歧正在缩小的咸水派经济学家们，却吃惊地发现淡水派经济学家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的主张。那些猛烈抨击财政刺激计划的淡水派经济学家好像不是仔细读过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然后才指出其不妥，而是显得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内容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实际上是在重述1930年之前的谬误，还以为自己在谈什么新鲜而深刻的东西。 而且，被遗忘的还不只是凯恩斯的思想。就像德龙在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上的崩溃”的哀悼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学派目前的立场也完全抛弃了弗里德曼自己的思想。弗里德曼相信，可以利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非政府开支的变化来稳定经济，但他从来不曾断言，在任何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都不能促进就业。事实上，重新读一下弗里德曼在1970年对自己思想的总结《货币分析理论框架》（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onetary Analysis），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其内容非常接近凯恩斯主义。 此外弗里德曼肯定从未产生过“大规模失业代表着工作努力的自愿减少”，或者说“衰退对经济实际上是好事”之类的想法。可是当前的一代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却秉持这两种论调。因此，芝加哥大学的卡西·马里根（Casey Mulligan）才会提出，失业率如此高的原因在于许多工人选择不参加工作：“员工们面临着促使他们不参加工作的经济激励……就业的减少更多地可以通过劳动供给（人们的工作意愿）的减少而非劳动需求（雇主需要雇用的员工人数）来解释”。具体来说就是，马里根认为工人选择不就业的原因在于这能增加他们获得按揭贷款救助款的机会。而科克莱恩则宣称，失业率太高实际上是件好事：“我们应该来一次衰退，那些在内华达州敲钉子的人们需要另外找些事情做”。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论述实在太疯狂。即使想让木匠们离开内华达州，难道需要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失业？有什么人能够严肃地证明，我们失去了670万个工作机会，只是因为有更多的美国人不想出来工作？当然，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将发现自己走入死胡同：如果你一开始就假定人们是完全理性、市场是完全有效的，那就必然会得出失业都是自愿的、而衰退有益的结论。 危机在将淡水派经济学家们推向荒谬的同时，也让众多咸水派经济学家开始了找回灵魂的旅程。与芝加哥学派的体系不同，他们的理论框架既有非自愿失业存在的空间，也将其视为社会的弊端。可是，当前统治着教学和研究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却假定人们是完全理性、金融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因此为了将当前的经济衰退纳入分析模型，新凯恩斯主义者目前被迫引入某些类型的经验系数（fudge factor），以反映由于未确定的原因所导致私人开支的暂时缩减（我自己的研究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但假如对我们所处现状的分析依赖于这些经验系数，那么关于未来走向的预测，我们又能对那样的模型抱有多大的信心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宏观经济学的现状并不好。接下来这个学科将去向何方？
七、缺陷和摩擦 经济学这门学科遭遇困境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受到了一个完美的、无摩擦的市场体系的美好前景的诱惑。这个行当要想改过自新，就必须要求自己接受一个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图景：这样的市场经济体系有许多优点，但也充满了缺陷和摩擦。好的消息是，我们并不需要完全从头开始，即便是在完美市场的经济学理论的全盛时期，也有很多研究针对实际经济运行与理想的理论模式的偏离。如今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了——就是将带有缺陷和摩擦的经济学分析从边缘的位置转移到中心。 我理想中这种经济学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发展得不错的案例：行为金融学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实践者们强调了两样事情，首先，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投资者与有效市场理论的冷酷的计算机非常不同：他们很容易陷入羊群效应、非理性的冲动和无理由的恐慌。其次，即便是那些试图通过冷静的计算来决策的人经常也会发现难以如此操作，信用、可靠度以及担保额度有限等问题会迫使他们同样去随波逐流。 关于第一点，即使在有效市场假说最盛行的时代，很明显现实世界的许多投资人也并非如流行的模型所设想的那么理性。萨默斯曾经在一篇关于金融的文章中提到，“傻瓜总是有的，看看你的身边”。然而，我们要讨论的是何种类型的傻瓜呢——学术论文中常用的术语则是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s）？属于更宽泛的行为经济学运动的组成部分的行为金融学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们把投资人的典型的非理性同人们的认知偏差联系起来，例如，更关心小额损失而非小额收益的倾向，或者利用小样本进行外推归纳的倾向（一个例子是，由于过去几年的住房价格在上涨，便假定房价会继续上涨）。 直到危机爆发之前，像法玛等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都不愿接受行为金融学得到的研究证据，将其视为缺乏重要意义的满足好奇心的项目。但随着巨大泡沫的破灭及世界经济的大幅滑落，他们的立场将更加难以维持，而罗伯特·希勒等行为经济学家则通过与过去的非理性繁荣的类别，成功地诊断出了这次泡沫。 关于第二点：假定确实存在某些傻瓜，那么他们会对市场产生多大的作用？弗里德曼在1953年的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中说：不会很大，因为聪明的投资人会在傻瓜们卖出的时候买入，在傻瓜们买入的时候卖出，给自己挣钱，同时稳定市场的行情。但行为金融学的第二点发现表明弗里德曼错了，金融市场有时是高度不稳定的，而这个看法在今天似乎尤其难以反驳。 在此话题上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可能是1997年由哈佛大学的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同芝加哥大学的维什尼（Robert Vishny）所撰写的，其内容是对一句老话的理论总结：“市场可能长期处于非理性，超出你不得不破产的限度”。正如他们所言，那些被认为会低买高卖的套利者需要通过融资来进行操作，如果遭遇资产价格的严重下跌，虽然不会对经济基本面造成影响，却可能导致某些人的资本被耗尽。其结果是，聪明人的钱被淘汰出市场，资产价格可能继续陷入下降的螺旋线。 当前的金融危机的扩散似乎就是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实际证明。有关金融不稳定的模型背后的通常思路都被当前的经济政策有效采纳：在雷曼兄弟公司垮台后，对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关注成为重要的政策指导，而且看起来这些行动的确避免了更大规模的金融崩溃。 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的状况如何？近来的事件已经明确无误地驳斥了经济衰退是技术进步速度波动的反映的说法，或多或少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才是唯一可行的思路。只不过，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给我们正在经历的此类危机留下分析的空间，因为它们通常都接受了金融学的有效市场理论。 还是有某些例外。正是由伯南克和纽约大学的马克·盖特勒（Mark Gertler）所倡导的一个研究领域强调说，缺乏足够的担保可能限制企业获取融资及把握投资机会的能力。而主要由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及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摩尔（John Moore）所开创的另外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则指出，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可能出现自我强化的下跌，这反过来或许会拖累整体经济的表现。但直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紊乱所造成的影响即使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里也未被列入核心问题。这很明显需要加以改变。
八、凯恩斯的重新出现 于是我自然认为经济学家们需要在如下方面加以努力。首先，他们应该直面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即金融市场远不是完美的，而是受制于特定的错觉及群体的疯狂。其次，他们必须承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依然是我们在理解衰退和萧条时最好的理论框架，对于那些在涉及凯恩斯主义的话题面前说笑耳语的人而言这可能非常艰难。第三，他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将金融业面临的现实问题纳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之中。 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这些变革非常令人不快。要想让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新的更加面对现实的研究方法得出与新古典研究框架同样清晰、完整和优美的分析结果，肯定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奋斗。对于有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成了他们继续坚持新古典主义的理由，哪怕它对于整整三代人以来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完全无能为力。不过，目前看来我们正好应该回想一下美国作家门肯（H. L. Mencken）的名言：“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总能找到轻松的解决办法——貌似优美、似是而非却是完全错误的办法”。 当面对完全属于人为的衰退和萧条的问题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正是需要放弃以前那种貌似优美实际却完全错误，建筑在每个人都是理性、而市场运转完美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解决办法。只有在这个领域的从业者重新认识到其理论基础可能不那么明确无误之后，新的图景才会出现。那样的图景肯定不会很简单很优美，但我们至少能够希望它可以做到部分的正确。 （余江 译） * 该文发表于2009年9月2日，《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本文的翻译出版获得了《纽约日报杂志》的授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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