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经济体制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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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技术进步，过去由一个人或一个经济单位承担的一个职能，现在分解成由多个人或多个经济单位分别承担的多个职能，分解后的多个职能结合起来，同分解前的一个职能相比，其功能相同或类似，但效率提高了。这就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分工协作。

例如，最初，针是由一个人制造出来的。他依次完成制针的各道工序，最后制成一枚质量较差的针。后来由于制针技术改进，各道工序都复杂化了，针的质量也明显提高。这时，再由他自己完成各道工序，制成一枚质量较好的针，已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制针工艺的复杂化即技术进步要求职能分化，由几个人来分别完成各道工序，通过分工协作，完成制针的过程。这样针就从个人制品变成了几个人的共同产品。由于每个人专门完成一个特定工作，他可以充分发挥和改进他的特殊技能，这就可提高效率，有利于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又例如，某种产品，如汽车，最初是在一个企业内部由人们分工协作生产出来的，后来由于技术进步，各道工序更为复杂，完成每道工序需要的人员、工具、设备和专门知识更多，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信息和沟通成本增加，协调和管理越来越困难，最后，只好由一个企业变成若干个在经济上独立存在但又以局部产品的供求联系起来的企业，每个企业只制造或生产产品的某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然后由其中的某个企业组装起来。这种生产专业化和职能独立化，必能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在一个追求效率和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社会中，生产是采取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的形式，还是采取以市场为媒介的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形式，或者二者在多大的比例上并存，取决于两种形式的效率或边际效率的比较。技术进步使这两种形式的相对效率发生变化，从而就引起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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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技术进步，过去由一个人承担的职能，现在分解为由构成一个机器体系的各个部分及其辅助人员分别承担的几个职能，分解后的几个职能结合起来，与分解前的一个职能相比，其功能相同或类似，但效率提高了。现代机器体系由控制机、动力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四个部分组成，它们部分地、在有些地方是全部地代替了人脑、人力、人手和简单工具。机器的使用，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人类劳动，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使现代工厂制度取代了近代的工场手工业制度，也就使以机器为核心的劳动者分工协作制度取代了按生产工序和劳动者的不同技能形成的分工协作制度。

由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职能分化，一方面，使各经济单位之间和各经济单位内部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另一方面，不断以日益复杂的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体力和脑力），从而以不断变化的生产的物质形式和组织形式来扩大人类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协调的能力。一个追求效率和福利水平提高的经济体制，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以适应并促进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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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与经济体制决定

一定的经济体制，可以看成是一定的经济规则（所有制规则、产权规则、竞争规则、交易规则等）的总和。而经济规则是由政府制定的。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政府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并最终得出经济体制的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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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在稀缺条件下，人们必然有利益追求并且为利益而展开竞争。最初，这种竞争是在没有秩序、没有规则的条件下展开的，是通过战争、征服、掠夺的形式实现的。我们知道，这种竞争不仅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降低效率，破坏社会生产条件，减少社会财富量，甚至使人们在无谓的争斗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掉。在战争中，一些人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政权。这样，国家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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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家政权从暴力中产生，但其持续存在则是由于其社会职能的执行。政府的社会职能，就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所谓公共物品，就是只能由社会成员共同消费的物品，如国防、公共安全、社会规则的制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运行（包括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这是因为：第一，很多公共物品，私人没有能力提供；第二，由于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不可能排除任何社会成员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益处），所以，生产公共物品有成本，但享受公共物品却无需付费，即是说，生产公共物品不仅没有利润，可能还会得不偿失，因此，私人很少愿意提供。政府利用其征税权，以赋税收入来支付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能否以最低限度的国民税赋负担，卓有成效地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最大限度最大质量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既是衡量政府活动效率的标准，也是决定政府安危兴亡的根本因素。由此我们还可以知道，赋税是社会为获得公共物品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其大小会因政府活动效率的高低而不同，但同没有公共物品的社会混乱状态相比，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在稀缺条件下，选择是有代价的，只要作出该种选择的收获大于其机会成本，这种选择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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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则、维护秩序，是政府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政府所建立的经济规则的总和，就是经济体制。政府虽有权力制定经济规则，但却没有权力也不可能随意制定经济规则。这是因为：第一、政府的政治权力从暴力中产生，也可能因暴力而失去（在共和制国家中，执政权力与选举的关系也是如此），而暴力行为的发生则是由于利益冲突。为了维持政权，政府必须制定一种为所有具有公民权的个人所认同或认可的产权、利益追求、竞争和交易的规则，即“公平”（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公平的概念是不同的；在阶级社会中，公平始终带有阶级和等级色彩；绝对公平既无从定义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只要实现了当时客观经济条件下人们所认同的公平，就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经济活动规则，这种规则可以协调利益关系，减轻利益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社会秩序范围内。这就是政府制定经济规则的公平原则（或公平标准、公平目标。下同）第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社会和政治稳定还有赖于经济繁荣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有赖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效率提高和财富增加，既是（或被看成是）政府治理的功绩，使社会成员“畏威怀德”，又可以使社会成员“安居乐业”、“甘食美服”，知“礼义廉耻”，不至于因贫困“铤而走险”，还可以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由民富而国强），使政府更有成效地执行其社会职能。政府在制定经济规则时，须利用人们的利益追求和竞争心理，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人们的利益追求和竞争引导到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向上去。这就是政府制定经济规则的效率原则。第三、稳定是政府在制定经济规则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民心向背定兴亡。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政府制定的经济规则必须得民心、顺民情，符合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体现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公平（均）和效率（富）原则就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它们的实现有助于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反过来又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保证。这就是政府制定经济规则的稳定原则。第四、存在决定意识。经济规则不可能是执政者或执政阶层头脑中的发明，它只能是既存经济关系的产物。经济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结成的关系。前者是经济关系的生产力方面，包括生产技术水平和由之决定的生产的物质形式、组织形式（分工协作形式、生产的指挥协调形式等）。后者是经济关系的生产关系方面，包括由前者决定并随前者的变化而变化的产权关系、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关系、竞争关系和交易关系等。政府要做的事情，不过是把现存经济关系中不利于社会公平、效率和稳定的因素去掉或加以限制，而把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效率提高和社会公平的东西保留下来，并加以系统化和条理化，最后以规则的形式发布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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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说，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规则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上，那些有利于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效率提高的经济关系的道德、法律和规章表现形式，它由那些经济关系决定，反过来又使那些经济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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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决定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竞争，决定了人们必须在各种可能的经济活动方式中进行选择。为了使人们的利益追求、竞争和选择导致全社会范围内的效率和福利最大化，一个社会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允许和保护产权的自由合法交易，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各经济主体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得尽可能完全的信息，这是一个社会实现效率和福利最大化的体制条件。技术进步不断地改变社会生产的物质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断地改变社会经济机体的内部结构、各部分的职能和关联方式。政府为了实现公平、效率、稳定三大社会目标，必须从稀缺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根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既定水平的要求，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制定经济规则时，把人们的利益追求同社会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从体制上确立保证人们进行生产性竞争而不进行破坏性竞争的条件，并力图降低经济活动的信息成本，换句话说，尽可能实现社会效率和福利最大化的体制条件。这就是经济体制的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