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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政治生活化与情色道德化背后的中国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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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6 23:40: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唐亚林(复旦大学教授)

    我不做上访研究,对访民的看法基本来自于媒体报道和官员访谈,还有基于年轻时农村生活的经验判断。唯一一次与访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来自于乘火车的经历。大概五六年前,我到安财大去讲学并参加论文答辩,因为临时买票,没买到动车票,只好买那种夕发朝至的慢车,碰巧买的是从上海到北京的进京火车。本来从上海到蚌埠的动车也就两三个小时,而慢车则要五六个小时。坐下后不久,我发现坐在同一节车厢的乘客,几乎都是上海人,因为他们都讲上海话。这些乘客,有三五成群的,有单独成行的,他们都彼此认识,相互都打着招呼,都是进京上访的。于是,我与他们中一些人攀谈了起来。

    通过交谈,略知他们各自的诉求和境遇,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父母早年去了新疆,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户口能够迁回上海(向我诉说遭遇的已退休女性的小孩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在上海打工,已结交了女友,却不敢结婚,因为一旦结婚,就可能不符合回迁政策。记得当时我看到风霜写满这个年过半百女性的脸庞,内心很是感慨,因为上海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通常保养得都比较好)。有的是因为房屋拆迁问题,这是个老大难问题。

    记得当时我问了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因为他们周末定期去北京上访,彼此都认识,为何不联合起来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作用?得到的答复是一到北京,他们就各奔各自要找的单位或部门前去上访。而且,上海人的门槛精,各有路数,怎会让别人轻易搭便车?上访也上出了“囚徒困境”问题来。夕发朝至的火车,意味着要在火车上过夜(硬座,自然睡不好),也意味着更便宜的车票,而且,车厢内空气污浊,人声鼎沸,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与苦难由此可见一斑。

    这幕深刻的记忆,因为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又一次被重新勾起。

   

    1法理与人情

    村妇李雪莲因为想在城里多分一间房问题(想生第二胎,且孩子最终流产了,只是在电影最后才交代),与丈夫秦玉河办了假离婚。谁知丈夫秦玉河假戏真做,却跟别人结婚了。这让李雪莲无比愤怒,找到拐弯抹角的亲戚县法院法官王公道,想请他做主,先判这场假离婚是假的,然后她再与秦玉河结婚,再离婚。李雪莲的诉求很符合她认定的道理——假的怎能当成真的呢?就是要离婚,也要正当名分地离,不能假戏真做。这是李雪莲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常之理!可法官却不这么看,道理很简单,双方从法律上各自出自的证据(包括证人的证言),都只能证明当初的离婚是真的,结果当然是李雪莲败诉了。

    心有不甘的李雪莲开始认定县法院法官王公道有问题,于是先找县法院院长陈情,再打着“冤”字招牌跪在县政府门口,拦住县长车子喊冤,谁知被县长巧妙地脱逃。接踵而至的打击,让李雪莲直接找秦玉河当面解决问题——只要他承认当初的离婚是假离婚,她就认了这件事,否则她就咽不下这口气。恰恰这口气是普通民众生活的日常之理的真正奥妙所在!

   

    谁知秦玉河在一个公众喝酒的场合,不愿意单独与李雪莲交谈(怕她私自录音【现代通讯技术赋予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使用的一种防不胜防的反制手段】,进而坐实了假离婚这件事情,显然对他的再婚不利),反而在公众面前抖落出李雪莲当初与他结婚时不是处女。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女性最易被打入的声名狼藉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万劫不复深渊。告状不成倒也罢,反而把自己给逼成了活生生的“潘金莲”!这是李雪莲告状和被逼与秦玉河私了时所无法预料的“意外事故”。旧愁未除,新愁又添!

    乡村生活让中国人最在乎的是一个面子问题,这个面子问题又因为乡村生活的单调乏味、沉闷缺乏生气(尤其是男人们普遍外出打工),而让情色问题呈现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状态。“打人不打脸”,秦玉河却在公开场合公然给李雪莲贴上“潘金莲”的标签,打破了乡村生活中情色问题私底下暗流汹涌但公开场合无人说破的运行法则。可以想象,自此“破鞋”、“潘金莲”这种狼藉名声,将伴随着村妇李雪莲屈辱的一生。是可忍,孰不可忍!

    细究李雪莲刚开始告状的目的,是希望法律给她作主,因为在她的日常生活之理中,法律调控人与人的关系这一规范性力量已经成为生活的一种通则,但是,这种力量只是普通民众到万不得已时才使用的最后一招,即最后被逼“撕破面皮”之后的“路数”。也就是说,在李雪莲的认知世界中,虽然“法理情”是国家或者文明社会所倡导的规则次序,但是“情理法”才是规范日常生活的真实法章。

    而且,在“情理法”的叙事框架下,还需要有一个最终解决问题的既实打实又摸得着看得见的“绩”让人服气和接受,即法理还是要服从人情,服从于人与人的私下约定,服从于夫妻之间的共同算计之道(分房,生二胎,大孩子归男方,小孩子归女方)。可是,“法理情”叙事框架下,法理不容人情,法律只讲证据,不管道德,李雪莲的算计之道失败了(同时也意味着李雪莲被丈夫秦玉河反算计);当法理不容人情,法理解决不了实绩之时,李雪莲又开始诉求更高层面的人情——各级领导充当“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只是李雪莲这种小之又小的人事,在遇事推诿的惯性官场中必然遭遇“滑铁卢”。

    2小与大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与剧烈转型的相互纠缠时代。在中国社会的基层,因“发展是硬道理”而催化的社会矛盾主线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乡村社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头五年的时间段里,“收粮派款、刮宫上环”(简称“要钱”与“要命”)成为激化官民矛盾的主导性因素;自二十世纪末一直到现在,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因为“经营城市”、“造新城”而引发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矛盾,“维稳、骗钱(各种转移支付)、吃喝(自2013年后得到有效遏制)”成为各级官员日常工作的“三大主题”。

    由维稳而催生的对民众报复与上访行动的反制机制,在民间社会与各级官场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李雪莲的上访在县里得不到有效支持,第一反应是要杀人。可手无缚鸡之力的村妇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于是,李雪莲找到了对她姿色觊觎已久的杀猪匠帮忙。在杀猪匠能够接受的“只要能干那事,就是杀人也成”的交换逻辑里,杀一个人可以,杀一堆人可就不行。

    “杀一个人是小事”(因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蔽解决),千百年来“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的日常生活之理的熏陶,让这种愤而杀人的行为有了合理的解释。对于杀猪匠来说,还有可以“干那事”的强烈诱惑。这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之理的“小”字所在。但是,超出“杀人偿命”的范畴,要杀更多的人,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而是一件大事了。且不说小事能否干成,一想到大事的可怕,也让人自然收手,毕竟“干那事”与“身家性命”,孰轻孰重,还是可以掂量出来的。个体的情色问题在一堆人的命面前,“退烧”了。

   

    民间社会人事的“小”与“大”之转换逻辑,到官场后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在法院法官、院长眼里,还是在县长、市长看来,一个村妇的告状之所以“小”,一是个体力量的单薄,形不成规模冲击效应,长长的官僚系统链条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予以化解。“把问题摆平就是水平”,自然衍生为“摆平”而生的威逼利诱、强行镇压等种种手段,可以随时将其剿灭在各自掌控的范围之内,李雪莲被关进拘留所学习就是一个明证。

    二是民众个体诉求的微不足道,让官员群体见怪不怪。在李雪莲为假离婚事件反复奔波上访过程中,假离婚事件对于民众个体可能事大,因为牵涉名誉问题,关涉一辈子的幸福问题,但这对于官员群体就事小;上访行为对于民众个体可能事小,对于官员群体就事大,因为牵涉维稳问题,关涉相互勾连的官帽问题。

    李雪莲为假离婚反复上访,这个问题在首长、省长和市长眼里,又呈现出了另一种小与大的转换逻辑。在首长看来,成绩固然让人欣喜,问题还是不少,一个简单的假离婚事件居然要通过“告御状”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下面都乱成了什么样子,岂能不拍桌子?!在省长看来,首长震怒了,就是大事,将市长、县长、法院院长撤职只是小事而已。在接替被撤职市长的马市长看来,汲取前任的教训,直面问题,勇于担当,谨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万不可因小失大”,“大”孕生于“小”中,“小”支撑起“大”来,既是民众福祉所在,又是国家希望所系。马市长的忧思,让官场的维稳逻辑发生了质变,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曙光——毕竟心系民众之苦难,心系国家之安危,还是官员的根本使命所在,而且体制内愿意思考、愿意担当的官员还是大有人在的。

   

    耐人寻味的是,电影所展现的官场上“只对上不对下”、“隆重开会隆重贯彻”、“重大政治活动严防死守”的惯性思维逻辑,让官员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政治道具化、面具化、工具化,并成为日常生活行为方式,进而让所有的苦难在官员群体政治生活化中被消解了,也让党的使命和国家的未来在官员个体的政绩与升迁中被淡化和被遗忘了!往事如烟乎?往事如烟也!

    从此角度上讲,《我不是潘金莲》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留下一段信史,让民众自行咀嚼,让社会自行疗伤,让官员群体自行担当,让当局自行反思,让中国人的人生永远充满难以琢磨的变数和无限想象的空间。

    3坚守与出走

    电影的最后,有两个情节令人遐思:一个是李雪莲在得知丈夫秦玉河出车祸死后,人一下子就崩溃了。十几年坚忍不拔的无望上访所铸就的“咽不下这口气”的上访行为,曾经最亲密的人和曾经美好的生活彻底葬送之后的报复心态,彻底失去了自圆其说、自我赋能的根基,也让所谓“是否潘金莲”的名誉问题变得微不足道。万念俱灰的李雪莲想用上吊自杀来为自己解脱,谁知果园主人的一席话让李雪莲绝处逢生——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要死的话也不要害别人,要害别人的话也要去害自己的生死对头。

    果园主人短短的富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劝解语,让李雪莲的人生执念得到彻底的化解。中国人“有意思的生活”和“有意思的日子”,不是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能够换来的,现实生活还是需要“和为贵”,还是需要用妥协宽容与共生共荣的思维来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冲突。摆脱了心魔的李雪莲在京城开起了小饭馆,阳光打在脸上,一派从容。

    另一个是在李雪莲京城的小饭馆里,曾经因为李雪莲上访事件被撤职的史县长与李雪莲戏剧地重逢了。被撤职后的史县长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家具厂,如今生意兴隆,业务都做到京城来了。谈起过往故事,史县长一脸释然,往事如烟!

   

    电影用一种隐喻方式,给深陷官场不可自拔的官员群体一个警示:做官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而违背自己良心的做官行为不仅给百姓带去苦难,而且也让整个体制蒙羞,更重要的是失去自我,让自己的人生永远背负着不可卸下的“良心债”枷锁。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虽说只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做官的基本理念写照,但其折射的责任精神和使命意识,并不因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变迁而过时,反而呈现出其日久弥新的悠远魅力。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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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8 15:39:24 | 显示全部楼层
潘金莲,是《水浒传》中出现的人物,《金瓶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堪称妖艳、淫荡、狠毒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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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1 13:27:45 | 显示全部楼层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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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3 21:42:08 | 显示全部楼层
做官不意味着比人民高一等,其本质在于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你所在职位的权利和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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