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什么常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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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观察中我们发现，的确如他们所论证的，在交易中谁占有信息谁将获得优势，他们依据这个提出了种种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掌握到更多的信息，以此来获得交易过程中的主动权，这也对，但他们朝这个方向再走下去却走上歧路了，他们认为如果市场大范围“失灵”，就不得不需要政府来予以干预，在这里我不预备顺着弗里德曼的路子走。
　　还是谈信息，那些可怜的好人们要求政府干预的假定前提是，政府比个体或者机构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或者说，政府比个体或者机构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但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政府也与一切的利益体一样，是由若干并不具备完全信息的人所组成。
　　更严重的是，面对同一问题，却可能因为政府层级，在具体的信息传递中，越发让信息失真。信息在组织内部传递存在自然失真和人为失真。自然失真是由人们的可知觉范围、心智能力和接受信息时的环境、心理、生理状态决定的。与此不同，人为失真则是由信息接收者的主观造成的，这可能缘于自我效用、部门效用、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判断与预期等。减少自然失真主要在于公务员素质的提升和信息渠道体系的简化，减少人为失真则需要通过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一个信息节点输出信息的保真度取决于节点本人和他的部门与整体组织目标利益的一致性。
　　因为政府制定政策并实施干预调控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和掌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全面准确的信息。然而由于各种产品技术的多样性及发展性，由于缺乏收集信息的动力刺激，由于存在广泛的私人利益以及信息的时效性，使得政府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制定出来的。这样，依据不完全信息制定的经济政策，必定是不完善的。
　　虽然有人相信政府能够比个体或者机构能得更全面的信息，甚至于垄断信息，但事实是政府除了能够垄断权力外，对于真实的市场信息他们垄断不了。
　　政府干预的前提是基于所谓理性创设原理，这种创设需要以完备信息和完备理性作为前提，但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这个世界的实质决定了信息不可能完备和理性不可能完备。根据达尔文哲学观，对于人类行为的本质，已经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是一种直接的社会产物，而非自然产物，它只能表现为自然环境作用（如资源稀缺性引发的竞争行为和冲突）的社会结果；它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纯粹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
　　政府摆脱不了“人格”
　　政府与一切其他团体一样，都不过是人的组合体而已，既然是人的组合体，那么自然也就逃脱不了人的属性和特性，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的《愚蠢进行曲》里，这位可爱的女士分析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灾难性决策，从古希腊的木马屠城记，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廷的独裁激起了新教的兴起，再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决定采取无限制潜水艇战（引发美国宣战），以及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也同样引发美国宣战。芭芭拉最后说：“引起这种种灾难的首要力量就是那些人的权力欲。”从她的论述我们可见，政府也始终逃不脱“人性”这个基本范畴。这种情感要素并不仅仅只是权利欲，还包括虚荣心、面子意识，这方面表现的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对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固执，而一旦某个政府将一套意识形态固化，那么对其他的文明其他的价值观自然就会取一种强烈的排斥态度，中世纪基督教，就是这种虚荣心的极端化。”在这种虚荣心上升为价值观冲突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待着政府做出理性的举动，去设法解决那些问题吗？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麦琪的礼物，我们知道个体理性往往会变化成整个的非理性。我们经常见到少数几个人或者组织，深受利益的驱使，工于心计，而蒙受损失的确是大众。获利者觉得很安全，因为将损失分摊到不计其数的大众头上，每个人只有一点，不足以形成向获利者清算的冲动。即便挑战成功，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也不确定。这类例子包括合理的规避税和某些“不正当补贴”，即有些产业依靠政府巨款扶持，才具有经济价值。例如法国的农业，澳大利亚的棉花产业等。所以为数不多的农民竭尽全力争取谋生的补贴，而损失方（所有的纳税人）却没有什么声音，因为这笔钱不过是他们上缴税款总额里的极小部分。
　　而事实上我们的政府也会经常干这种事情，地方政府就不谈，中央政府也是如此，比如国际贸易中经常碰到的壁垒和关税问题，对于某国政府做出的贸易壁垒措施，如果从该国这个个体而言，他无疑是理性的，但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对我自己有利，对你和其他人都没好处”，也正是基于政府无法摆脱这种“人格”，正是基于个体的这种理性，最后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陷入威廉·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中，去年宣告流产的多哈谈判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