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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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是日本的“国粹”，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艺伎有固定的居住和表演区域，俗称“花街”。东京的“花街”集中在新桥、深川一带，京都最著名的“花街”则是衹园。京都的衹园艺伎馆有一个传统，即每年4月定期上演“京都舞”，让世人一睹艺伎的风采。艺伎业历经了盛衰沉浮，全盛时期仅京都就有几万艺伎，由此带动了旅游业、宾馆业、服装业、交通业、美容业、餐饮业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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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艺伎”，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将艺伎与妓女画等号，对艺伎非常鄙视。斯皮尔伯格拍摄的《艺伎回忆录》已经告诉我们，艺伎不是妓女。但艺伎不是妓女，又是什么呢？大多数人潜意识里仍将艺伎与色情联系在一起。不能说艺伎与色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至少与客人上床不是艺伎职业的主要内容，而且与客人上床的艺伎往往遭到蔑视，被称之为“床上的艺伎”。艺伎与中国清代的船娘有些相似。船娘以烹饪取悦客人，而艺伎以表演取悦客人。中国南方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出门多半坐船。官绅富商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坐船，帏帐衾褥，十分精致。偶尔也租船，邀三五好友同行，谈天说地，品赏船菜，旅途并不寂寞。船菜别具风格，得一“清”字，讲究色、香、味三绝。有些船娘只以烹饪技艺应酬，不及其他，端庄而不失活泼；有些船娘以色取胜，实际上已沦为官绅富商的情妇。遭人雇佣的船娘，其所拥有的坐船实际上是一个流动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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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实际上是一名演员。“她是为了娱乐和赏心悦目而被用一定的报酬邀请来的。”清朝中国驻日参赞、著名诗人黄遵宪就指出：“业歌舞者称艺妓，侍酒筵颇矜庄。”黄遵宪为此还写了一首题名为《艺伎》的诗：“手抱三弦上画楼，低声拜手谢缠头。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 1879年，著名文人王韬游历日本，撰写了《扶桑游记》，书中记载：“凡客至，必有妓侍饮，名曰艺妓；但能为当筵之奏，不能为房中之曲。闻日本士夫家，有婚嫁则呼之，会亲戚则呼之，盖如唐宋间营妓、官妓，又如今京师梨园弟子也。”唐宋时代，中国士大夫有携妓吟唱的习俗，类似于日本的艺伎。官妓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灵活应变的机智，曾传某位官员设宴招某妓相陪，该妓姗姗来迟，官员很不高兴，问：“为何来迟？”答曰：“在家看《烈女传》。”官员大怒：“母狗不得无礼！”答曰：“我是母狗，你是公猴（公侯）！”官员转怒为笑，颇为欣赏官妓的机智。日本男人之所以愿意与艺伎谈天说地，也是因为艺伎具有便捷的口才和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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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中的“伎”指表演者，如“歌舞伎”。当一个日本人想宴请朋友时，他就在茶室里举办这次聚会，邀请艺伎作陪，而他的妻子和女儿则被留在家里。艺伎生活在艺伎馆里，艺伎馆主人叫“妈妈”。“妈妈”年轻时也是艺伎，懂得如何经营艺伎馆和取悦客人。由“妈妈”或学艺馆向她们传授唱歌、跳舞、演奏乐器等多种技能，并且还要学习文化知识，掌握说话技巧。培养一名合格或出众的艺伎需要长期的投入，包括食宿以及化妆品和学艺的费用，还要经常添置行头。一旦小姑娘患病夭折、缺乏表演天赋或与如意郎君私奔，投资就打了水漂，所以投资培养艺伎有相当大的风险。但是当艺伎馆培养了一名红艺伎时，其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艺伎一般在茶室接待客人，表演技艺。收费视艺伎的身价而定。当艺伎来到茶室，茶室主人会为艺伎点一炷能燃一个小时的香，叫做“香资”或“花资”。艺伎按离去时燃了多少炷香来进行收费，燃的香越多，表明该艺伎受欢迎程度越高，收费自然就越多。大牌艺伎每15分钟甚至每5分钟就可以拿一份“香资”。不出名的艺伎可得的“香资”就少得可怜，也许几个晚上才能轮到一次在茶室约会和表演的机会，收入只能勉强糊口，无法还债。艺伎在艺伎馆生活和学习的每一笔费用，“妈妈”都是登记在册的，艺伎要获得自由之身，必须还清所有债务。当然“香资”不能仅归艺伎一人所有。茶室、艺伎协会、穿衣人、艺伎馆等都要拿走一部分。艺伎一般从10岁开始学艺，几年后当实习艺伎，16岁满师，一直干到30岁。虽然30岁后可继续从业，但要降等并作为年轻艺伎的陪衬，这对心高气傲的大牌艺伎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对艺伎学徒的投资周期长，不确定因素高，分享收入的单位多。对艺伎学徒的投资不仅局限于“妈妈”，大牌艺伎也可以投资，其方法是与“妈妈”达成协议，认艺伎学徒为“妹妹”，负担“妹妹”的一部分费用，将“妹妹”引荐给达官贵人，待“妹妹”成名、满师、还清债务后，可抽取“妹妹”的一部分收入。当实习艺伎满师后，要与“妈妈”清算债务。实习艺伎会请一位信得过的人，比如“姐姐”等，把所有费用计算清楚，然后与“妈妈”对账。其间当然会有一番讨价还价，但大体说来还算公平。因为艺伎在应酬完毕后不直接接受现金，而是在派遣单上签字，单子上注明了她伺候客人的时间，月底统一结算。艺伎的每一笔收入在艺伎管理处都有明确记载，保障了双方的权利，也形成了良好的履行契约的环境。在艺伎的周围有一批为其服务或以艺伎为生的人。旧时艺伎应招时，男仆往往提着三味线（日式三弦琴）随侍在侧，因艺伎身着繁重的和服，行动不便，需要男仆随时帮忙。艺伎的和服非常华丽，面料、做工、款式都属上乘。阿瑟·高顿在其所著的《一个艺妓的回忆》中曾描述了实习艺伎千代第一次穿整套和服的情景：准备亮相的这一周，每天下午都要让我穿上整套实习艺伎的华丽服饰，“在艺妓馆的泥地走廊上走来走去，锻炼我的体力。一开始，我简直就走不了路，担心会往后仰倒。你知道，年轻姑娘比岁数大的一些妇女更讲究装饰，那意味着色彩鲜艳亮丽的织物，还有一条更长的饰带。”“无论一身和服如何多彩，饰带总是最鲜艳的。如果有一位艺妓学徒在大街上走在你前头，你注意到的不是她的和服，而是她的色彩亮丽、摇摇晃晃的饰带——只有双肩与两侧可以见到和服的边。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饰带的长度必须长到从房间的一头到另一间。但并不是因为饰带太长因此很不容易系好，而是它的重量，因它差不多都是由织锦缎做成的。只捧着上楼已够沉重的了，你再想象一下穿在身上感觉如何——一条厚厚的带子紧紧地拽着你的前胸后背，就像被一条可怕的蟒蛇缠住，后面还背着一个重重的布包，使你觉得似乎有人把一只旅行箱绑在了你的背上。使事情更糟的是，和服本身分量就不轻，它有长长的、摆来摆去的袖子。袖子还不止是把手遮挡起来，一直耷拉到地上。你会注意到一位穿着和服的妇女，在伸出双手时，袖子的下端挂下来便形成一个口袋。这个宽松下垂的口袋我们叫它‘富利’，是造成学徒艺妓的和服又长又重的部分原因。女孩子不小心，袖口就会拖到地上，在舞蹈时，如果不把袖口在前臂上缠几道，她定会被袖子绊倒。”这样的和服当然非常昂贵，一般在50万日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00万日元。而艺伎至少拥有10套这样的和服，因为一个艺伎在和服穿着上不出彩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人们往往以身着和服的艺伎来代表日本女性的形象，和服制作公司也以此招徕顾客，推销和服。艺伎非常注意对皮肤的保养，追求“肤如凝脂”的效果，不允许出现任何瑕疵，故艺伎的选择决定了美容护肤品市场的走向。美容护肤品公司绝对不敢对艺伎的选择和建议掉以轻心，并经常以艺伎作为产品的形象代言人。围绕艺伎的还有人力车夫、艺伎馆杂工、理发师、服装师、化妆师、厨师、酿酒师、通信员等。当大牌艺伎梳了一个博得众人喝彩的漂亮发型，那么其理发师的生意想不好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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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有35000名艺伎。有学者曾悲观地估计，在20世纪末，艺伎将在日本消失。其实，今天在京都、东京仍有一些女性从事艺伎工作。艺伎不仅是日本的“国粹”，而且从发展旅游业的角度而言，艺伎业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现在邀艺伎作陪，价格昂贵，除非特别尊贵的客人或特别重要的聚会，一般是不敢轻易邀艺伎作陪的。所以外国人也只能在日本城市的旧街区里寻觅款款而过的艺伎，当作一种异国情调，发发“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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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艺伎基本上来自餐馆和茶室服务人员的家庭，达官贵人、富裕市民雇艺伎娱乐宾客。在席间，艺伎穿针引线、插科打诨，造成一种轻松愉快、无拘无束的气氛，为宾客唱歌、跳舞、演奏乐器等。有的人单独找艺伎作陪，以排遣寂寞，放松身心。艺伎必须打扮得光彩照人，一丝不苟，从摩擦脚跟直到做发型，要经过上百道各式各样的处置。“她们身上裹着和服，笔直的衣领高高地竖在脑后，只把脖子露在外面。” “她们的舞姿优美，歌喉悦耳，即使不熟悉日本歌舞的人也有这种感觉。她们对人特别毕恭毕敬，一心一意只想给人带来快乐，似乎这就是她们生活的目的。”艺伎脸上常有一种淡淡的忧郁表情，这也是为了取悦宾客，“据说日本男子都喜欢他们的女子有一种感伤的情调”。艺伎创造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受到男性钟爱的娱乐文化。当然，有艺伎仅以色取悦宾客，与客人发生性关系，被称为“床上的艺伎”。旧时日本商人常常纳艺伎为妾，这并不完全是为了享乐，也是生意上的需要。因此在家中，艺伎常有“二老婆”或“应酬老婆”之称。虽然大老婆是正房，拥有无可争辩的合法地位，但是许多公开或暗中的生意交易都要在茶室中进行，商人需要一个“应酬老婆”在那里帮忙。艺伎有一套娴熟的应酬本领，善于创造轻松愉快的气氛，从而博得客人的欢心。大老婆一般不具备艺伎的应酬本领，有她在场，宾主之间多有不便，生意成交也多少会受些影响。为了取悦宾客，每个店铺老板都设有自己的茶室，也就需要娶一个艺伎为妾，这样才能使店铺生意正常运转。但是绝大多数艺伎更愿意升为“妈妈”，而不愿低三下四去给人当小老婆。因为小老婆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大老婆对丈夫与艺伎交往并不在意。据一位艺伎回忆，有一次艺伎应邀同企业家聚会。大家在聚会上唱歌、跳舞、闹酒，一直持续到午夜。当艺伎们告辞时，主人的妻子给每位艺伎分发了数量不小的小费。她给了一名艺伎两份小费，“请她把其中的一份转交给名叫富枝的艺妓，据她说是‘因为头疼早些时回家了’。事实上，她同我们一样明白，富枝是她丈夫的情妇，他们到另外一个房间睡觉去了。”包养一个艺伎，费用是很高的，男人要负担艺伎的全部生活费用，如登记注册费、学艺费、饮食费，还要为艺伎提供零花钱，为她举办独舞会，赠送和服、首饰等。但企业家如有一个艺伎情妇，可以抬高身价，在设宴款待客人时有艺伎作陪也提高了宴席的档次，宾主都感荣耀。“翠绣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说来说去还是为了生意。奇怪的是，日本政治家也喜欢与艺伎交往，甚至纳艺伎做情妇，如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木户孝允、西乡隆盛、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他们的秘密聚会大多在茶室酒楼举行，艺伎扮演掩护、接应等任务。伊藤博文结识了艺伎梅子，两人产生了深厚感情，伊藤便与夫人澄子离婚。梅子对伊藤的事业帮助很大，伊藤博文留下遗言，要从他的遗产中拿出10万元给梅子。“她多年以来，给予我的爱情和付出的劳苦毕竟有非笔墨所可尽言者。”但是当伊藤博文被刺杀后，留下的遗产连5万元都不足。恰巧天皇钦赐了10万元，友人们将这笔钱转赠给了梅子，得以成全了伊藤的遗言。伊藤交往的艺伎还有加代、光菊、文光等。加代是京都衹园的红艺伎，有倾国倾城之貌，与另一艺伎千代并称天下双美。加代为了要参加衹园的庙会乘坐花车，置备了崭新的和服等物品，花费了3000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不幸的是，加代的相好木户孝允去世，使加代陷入无钱支付的窘境。伊藤博文闻讯后，立即承诺由他付这3000元。伊藤博文多次出任首相并被天皇封为公爵，在政界和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有些艺伎借与伊藤博文的交往而自抬身价，如文光离开伊藤后回东京重操旧业，挂牌为大阪屋文光（文光曾是大阪富田屋的艺伎），轰动一时，成为东京第一流的红艺伎。有些艺伎与伊藤博文并无交往，也冒用他的名声。对此伊藤毫不在意，反而觉得很有趣：“如果艺伎因我而生意兴旺，那岂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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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经济学家茶座》第5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