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芬产品何其多？——从星巴克谈起
吉芬产品是指价格上涨需求量反而增加，价格下降需求量也下降的产品
星巴克在中国的价格要高出美国1/3，在中国的利润远高于欧美。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经济学中的吉芬产品和需求定律。
所谓吉芬产品是指价格上涨需求量反而增加，价格下降需求量也下降的产品。按需求定律，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造成其需求量下降。这主要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所致。替代效应会导致人们转而去购买涨价商品的替代品，因而对该商品的需求量减少。收入效应是指商品价格的上升会导致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下降，如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者会减少对一切“正常商品”（normal goods）包括对该商品的购买。所谓“正常商品”是指消费者的收入与对该商品的需求是正相关的商品，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它的需求也会增加。但是，如果某种商品是“劣等产品”(inferior good)，即收入和需求负相关（比如土豆），那么，价格上涨导致的收入下降反而会造成人们对其需求量的增加，收入效应就会与替代效应发生冲突。一旦收入效应居支配地位，需求定律就会失灵，这就是吉芬产品。显然，吉芬产品的必要条件是劣等产品。但这还不够，它还必须如此的“劣等”，以至于收入效应支配替代效应，使需求曲线向正的方向倾斜。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借用inferior这个词来描述人们的收入和对其需求的负相关关系，它并不表明该商品的质量低劣。其实，土豆的质量远比许多昂贵的“正常商品”，比如烟、酒和毒品好得多，之所以收入与需求负相关实乃该商品的属性所致。经济学中吉芬产品的例子不多，它要求该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人们的收入下降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购买更多的这种仍然相对便宜的商品。同样，这种商品的价格下跌会释放出如此多的收入，使人们能够付得起其他相对贵的商品来替代这种商品。笔者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每逢讲到吉芬产品都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例子，因很少有价格上涨销售量增加，价格下降销售量也下降的吉芬产品。土豆对一些穷人来说大概是吉芬产品吧。
转型经济无疑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实验室，经济学中稀缺的吉芬产品近年来却充斥中国市场。因家庭和工作原因，笔者每年要在圣地亚哥和重庆间穿梭两次。每次去重庆时两个大包塞得满满的，因担心超过50磅反复地称来称去以决定取舍。而每次回美国时，只拎一个空荡荡的箱子，里面除了随行衣物，只有几包榨菜和几本未读完的书刊。原因很简单，中国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比美国贵，许多东西价格越贵，卖得越好！以前这种价格差别主要表现在耐用消费品，这几年几乎所有的产品，包括蔬菜和水果等生活必需品在中国的价格都要高于美国。如果是进口产品，贵得更是离谱。美国樱桃的季节性差价通常在人民币6元到18元之间，在重庆竟然超过100元！化妆品等一些奢侈品的价格常常高出美国6到7倍。同样一瓶Elizabeth Arden面霜在美国的Costco只需要100元人民币左右，且常常打折，在重庆只有几个高档的购物中心方能买到，标价为630元。在美国换汽车机油只需100元人民币左右，在中国需要300元以上。连一些普通的日用品如漱口水、牙线等的价格都要高出美国一倍多。用电话卡往中国打电话每分钟人民币8分钱左右，从中国打到美国多少钱，大家比我更清楚。
这种需求定律失灵，越便宜越无人问津，越昂贵越趋之若鹜的反常现象是无法用经济学中简单的吉芬产品特征去描述和刻画的。社会、制度、文化、宗教和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或许可以提供更好的解释和说明。人们的虚荣心、攀比心理、明星效应和商人的炫耀心态与行为无疑赋予了许多产品的吉芬特征。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极力将一些普通产品打造成吉芬产品，充满商机。许多经营娱乐业的企业家正是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某些产品和劳务的这种吉芬产品特征，成了暴发户。许多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迫使消费者不得不做出“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这种“一分钱一分货”的消费心态，也是许多产品成为吉芬产品的重要原因。人们时常发现，许多大都市的酒吧虽然价格高昂仍人满为患，而同一条街上的经济消费性酒吧却较少有人光顾。在婚介行业的商业化过程中，由于双重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隐藏”（hidden information）导致的双重逆向选择，加之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在某些婚介机构、富豪“私人会所”出现了价格和新增会员数螺旋上升的趋势。“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演变成财大气粗的“土豪劣绅”驱逐“白马王子”，惺惺作态的“白雪公主”驱逐天真纯朴的“灰姑娘”。近年来学费居高不下的EMBA等项目也反映了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高端培训”教育“产品”的价格、需求螺旋上升，教育质量江河日下的扭曲怪圈。在职三年、大腹便便的“官博”、“土博”驱逐“十年寒窗”、“悬梁”、“刺骨”的懦弱穷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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