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贯彻实施“大道至简、弹性监管”的原则。“政府监管要有一定的温度，一时看不明白的，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张占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可以带着积极的、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一些新事物、新技术，把广阔的空间留给各类市场主体去探索。
同时，弹性监管也要求有一个底线监管，即在现有认识水平基础上，制定一个最低底线，对有些看得准的、出了问题的，比较严重容易出问题的，政府监管要果断出手，不能让风险蔓延。
其二，政府要更多着眼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使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能够公平竞争，公平获得创新要素。
“市场监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政府已经提出来要简政放权，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目的就是要提高效率，降低制度性成本。”在吕薇看来，下一步还要继续放开市场准入，更多发挥标准的作用。比如环境、安全、质量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标准，而不是行政规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技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科学制定和动态调整标准，制定标准主体要多元化。
其三，创新监管技术手段，打破各类信息孤岛，构建起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尽快争取全面实行政务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化，特别是涉及到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理的事务，应尽可能全部网上进行，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另一方面，逐步实现对数据的自动化流程管理，做到数据精准管理。同时，要建设国家层面的数据平台、信用平台、消费者保护平台等，通过平台化治理来提高政府监管水平和服务全社会的能力，真正打破信息孤岛。
“此外，在新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建立先行示范区，在一定区域内对新经济发展和监管制度进行试验，取得成绩以后再推广。”在阮萌看来，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中使用的这一有效办法，同样也可以用来为新经济发展服务。（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宫超 刊于《瞭望》2017年第24期）
新经济、新业态创造了新的市场增量，同时为传统业态注入活力。尤其是着眼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新经济在推动动能转换、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发展新经济的制度供给创新不足，而监管模式也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趋势
随着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的出现，监管部门对一些新问题、新需求，如果回应不及时，或者反应过度，将会增加出错的可能性。
国际邮政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商家已经在全球跨境电商卖家中占到2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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