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发表于 2016-11-16 21:02:58

顾准的“际遇”与“寄予”

顾准的“际遇”与“寄予”

谢志浩

  2012年1月12日晚上八点一刻,在两位“可爱义工”的努力下,笔者开始了第一次音频讲座,机缘巧合,思想家顾准,成为本次讲座的主题。尽管,由于“自家电脑”的原因,偶尔掉线,但,日知社学友的热忱,深切感染着笔者,讲座延长到十点四十五分,持续两个半小时。

  笔者从三个角度观察顾准:历史定位、学思历程、身后纪事。《百年中国,谁是思想家?》,对应“历史定位”,《顾准后代何以是“左派”?》对应身后纪事。讲座的重点,通过顾准的人生际遇,梳理顾准的“学思历程”。

  顾准在百年中国思想家中,与严复、胡适、梁漱溟、李泽厚诸位相比,具有“自家面目”和“独特风格”。既然思想家是要思考时代的核心“问题”和“关切”,那么,就要具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翻覆”和“预流”的能力。

  严复、胡适、梁漱溟,三位思想家,都属于“改良主义”者,而顾准这位思想家,首先是位“革命家”,显然具有“本质”的区别。曾经与顾准,一起在“学部”工作的李泽厚,辈分比顾准要晚,提出“告别革命”的命题,显然,与顾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革命家”,而要成为思想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大浪淘沙,九死一生,顾准在革命生涯中,能够与“死神”擦肩而过,注定是“幸运者”。投身于千回百转、激流险滩的革命洪流,多少革命志士,在把“身家性命”无保留地交给党的同时,也把那点“独立思想”的能力,交给了自己信赖的“领袖”。因为,革命需要“齿轮”与“镰刀”,必须具有“螺丝钉”的精神,“怀疑”和“思想”,只是“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下去,则是异常危险的。

  性格决定命运,长期的革命生涯,并没有消磨顾准那份“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一方面,可见顾准,恃才傲物,孤高睥睨的“本性”;另一方面,不能不说,顾准无疑属于难得的历史幸运儿,不同的历史时期,“小环境”和“小气候”,总有一抹“人性”的亮色,使得顾准可以保持“底线”的思考。

  很多革命家,属于“职业革命家”,也就是说,以“革命”作为自己的“职业”。顾准区别于这些“职业革命家”的地方,是顾准,通过个人奋斗,在上海滩,成长为待遇优越的“白领”。顾准内心很清楚,这些都是革命生涯的“保护色”,可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中国现代会计的泰斗——潘序伦先生,欣喜顾准的成长,内心把这位聪慧好学的“学徒”,看作自己的衣钵传人。

  顾准尊人陈庆华老先生,很有福气,娶了姐妹俩,顾氏属于“二房”,在十位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顾准外婆家没有子嗣,所以,姓了外公的姓。陈庆华从“苏州府”迁到上海道台所属的“上海县”,可以说有眼光、有气魄。民国初年,谁能预见到,二十年后上海已经成长为人口达到三百万的世界级大都市。

  陈庆华老先生本行是“棉花商人”,副业是“中医”,可以推想,先世是儒生的背景。遗憾的是,时运不济,老先生破产后,开始悬壶济世。顾准作为“五哥”,在黄炎培中华职业学校两年制商科毕业后,才只有十二岁,就已经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经过小学老师殷亚华推荐,经王志莘先生介绍,入潘序伦先生立信会计事务所,成为学徒。

  顾准在潘序伦博士身边,得到“亲炙”和“熏陶”,不到七年,十九岁,就已经出版《银行会计》,崭露头角,成为引人瞩目的一代会计新秀。顾准1927年——1940年,依托立信会计事务所,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同时,组织“进社”,加入党组织,最终成长为中共江苏文委副书记,眼皮子底下,“潜伏”着这么一位“危险”的“赤色分子”,但潘先生,不理睬国民党上海党部的警告,依然爱重顾准,潘序伦先生的胸怀和境界,可窥一斑。

  聪慧绝伦的顾准,在十三年的时间里,由一个会打“飞归”的算盘能手,成长为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任课的教授,并且进一步成为中共江苏文委副书记,时代潮流和个人奋斗,汇聚在顾准身上,一切是那么“熨贴”,那么“和谐”,那么水乳交融。

  人生的辩证法,也是那么有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顾准职业生涯,使得顾准在从事职业界的秘密活动中,通过立信会计夜校、用品社,卓有成效地展开工作。

  1940年离开立信会计之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顾准辗转苏北、陕北、山东,1949年,跟着儒将陈毅,重新站在沙逊大厦,感慨万千。有关部门,知人善任,顾准担任上海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但是,时光的年轮,来到了1952年,中央发动“三反”运动,“财经能手”顾准,“自作主张”,通过“查账”的方式,而不是“民主评议”,给资本家一个说法。试想,要是顾准不曾亲炙潘序伦,整个一个“大老粗”,还会“自作聪明”吗?殷鉴不远,国民党标榜“专家治国”,最后,那些治国的专家,不都成为战犯了吗?表面上,顾准违反了“全党服从中央”的禁忌,其实,触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习俗。

  从大历史的角度,顾准1952年的“厄运”,实在是一桩“大好事”。因为,顾准在上海的政治地位,“先验”地决定了被株连,不是“饶漱石”就是“潘汉年”。顾准先于“饶漱石”和“潘汉年”被收拾,实在值得“欣幸”。要是摊上这两次“整肃”,顾准必然“坐牢”,等到拨乱反正,长期“享用”无产阶级专政,顾准的精神状态,未必好于胡风。

  按理说,思想家依靠自己的“大脑”就可以了,不必有更多的外部环境。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再智慧的大脑,也有可能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设想一下,顾准1952年很乖,沉痛检讨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主事者把顾准“放一码”;在饶漱石和潘汉年两大整肃事件中,都没有受到株连,那么,中国多了一位“财政官员”,而少了一位思想家。

  顾准的“幸运”之处,在于头上有三顶大帽子——“反党”、“反苏”、“反毛”,但,依然相对从容地读书和思考。

  1952年,“查税”风波,成就了顾准的“第一顶”帽子,来到首都之后,在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和财务司短暂任职之后,顾准已经无意于仕途。这样,顾准于1956年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受到党委书记张劲夫的欢迎,被安排到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主任委员,则是德高望重的竺可桢先生。

  顾准的第一项“公务”,就是中苏合作勘查黑龙江流域,“苏联老大哥”颐指气使的作派,不仅令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无端受辱,还秉承老沙皇的风格,以邻为壑,损害中国的利益,顾准哪里受得了这个,“顶撞”苏联专家,这样赢得了“第二顶”帽子。

  1957年,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顾准依然故我,竟然说出‘大和尚想找个台阶,都不可能了’,这一番话,通过秘密渠道,传到“老人家”那里,引发了老人家的回应:对大和尚有意见,照样可以说出来嘛!顾准赢得了“第三顶”帽子。

  背负着“反党、反苏、反毛”三顶帽子的顾准,还不是铁定的“右派”?人一辈子,当一回“右派”不容易,顾准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当了两回“右派”,可以说书写了中国右派史的传奇。

  顾准在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的时候,就曾在经济研究所兼职,有关部门还曾想让他替换经济研究所林里夫的工作,这让有人情味的顾准,内心很是不爽,就把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辞了。

  顾准因为职业生涯的成功,使得他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远在三十年代,追求进步的顾准,就组织“进社”,工作有声有色。顾准这个人,很咯,要想领导顾准,没有两把刷子,真是困难。机缘巧合,这个历史任务,由一位辽宁人林里夫担任。

  林里夫绝非等闲之辈,曾是北大高材生,留学日本,具有丰厚的素养和学识,二十岁入党。宋庆龄主持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林里夫担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大老粗”能够胜任吗?

  林里夫命令顾准解散“进社”,命顾准担任上海武卫会会长,亲自介绍顾准入党。林里夫后来到延安,革命者被革命,被延安保安队羁押七年之久,让老先生对革命具有异乎寻常的“平常心”。“老夫子”在革命胜利后,在东北工作,1954年来到经济研究所,与狄超白一起创设《经济研究》,无奈,因为青年走革命道路的探讨,被打成狄超白、林里夫反党小集团。

  顾准与汪璧离婚后,五个子女与顾准断绝关系,顾准倒是能够体谅自己子女的苦衷,但,1974年缠绵病榻,正是林里夫的女儿林皎皎,作为病退知青,侍候顾准。顾准从老友女儿那里,获得了一种“亲情”和“温暖”,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临终前,顾准特别感谢林里夫、李少甫、骆耕漠三位朋友,并把自己的五百元存款送给林里夫。

  顾准与林里夫两位,善始善终,一辈子的交情,令人感念。长期以来,因为,党内政治生活,随着老人家的“情绪”和“心思”而变换,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何况同为“运动员”的同志乎?顾准与林里夫,有着很高的学识的两位老同志,能够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相互扶持,显现了人性的光辉。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里的“大环境”,是遮天罩地的全能政治生态的一角,时代的风云,随时从中南海,吹送到“三里河”畔中国经委大楼的经济研究所。但,不能不说,这里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有着底线的“温情”和“理性”,因为,这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大脑”。

  顾准的幸运之处,不仅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而且,还有自己江苏文委时期的老领导——孙冶方。性格决定命运,是不错的,但,一个底线“包容”的环境,对于特立独行的顾准来说,同样不可或缺。这位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十五岁就投身革命,曾在莫斯科读书教书达五年,受到极左派的“最严重警告”,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布尔什维克。因缘际会,孙冶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度成为顾准的领导,这让顾准很是宽慰。

  1956年,顾准在经济研究所兼职时,入中央党校学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候,顾准经过完善补充修改,《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发于1957年第2期《经济研究》。而这时,孙冶方,也在进行艰苦的探索,呼吁“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其实,孙冶方的理念,并不是真正重视“市场”,而是立志将“粗糙”的计划经济,升级为“精致”的计划经济。

  孙冶方先生的历史地位,经过“后生”和“晚辈”塑造,分外高大。其实,这里面是有着一点误会的因素。这里,并不是苛责老辈先生。“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正确”,在五六十年代,是绝对不容许批判的,而留苏五年的孙冶方先生,心中的“愿景”是苏联,面对“山寨版”的计划经济,是难以忍受的。这也是孙冶方先生真正心痛的地方。晚岁的孙冶方先生,受到主事者“礼遇”,配备众多助手,也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写作,不是偶然的。

  顾准1962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无疑是幸运的。学界不忘“大环境”,也有道理,但是,知人论世,更不能忘怀,身处“单位一把手”,孙冶方对“大气候”的起承转合。假设,孙冶方与顾准有宿怨,而孙冶方特别记仇,睚眦必报,整天给顾准穿小鞋,那么,顾准还可以从容进行思考吗?

  孙冶方主持经济研究所,竟成为“异端收容所”,而不是“异端裁判所”,这是很让人感念的。经济研究所“怪人”多,张闻天、顾准、林里夫、狄超白、骆耕漠、巫宝三,都是很有趣味的大人物。经济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主任宗景涛先生,通多国文字,敬业爱岗,订阅了国际学术刊物,购买资料,乐此不疲,这让顾准受益匪浅,否则,顾准怎么可能翻译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呢?

  骆耕漠先生在经济研究所,担任政治经济学组组长,是顾准的“顶头上司”。孙冶方、林里夫、骆耕漠,比顾准大上六七岁,对顾准来说,这几位就是大哥。他们自是听到不少顾准的“反动”言论,但,“老夫子”本着爱护人才的心情,并不扩散。1964年主事者通过大秘书陈伯达,要在经济研究所弄出一个“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经济研究所的老夫子们,很天真,很可爱,竟然在经济研究所“摆擂”,张闻天的名言就是,把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孙冶方要舌战群儒,而顾准更是睥睨一切:我就坐在这里,等着给我扣帽子!

  顾准重病,入“反帝医院”(协和医院),没人理睬,骆耕漠老先生,拄着拐杖,来到卫生部,给担任副部长的老部下留下一张纸条,请求给顾准治病。林里夫的女儿皎皎白天侍候顾准,“学部”的年轻人晚上排班。顾准病入膏肓,大家情急之下,找到一位有名望的老中医,老先生架子很大,没有小轿车接送,不给看病。骆耕漠老先生,拄着拐杖,找到铁道兵政委,安排专车,这才算把老中医请动。须知,顾准并不认同骆耕漠的理念,两个人长期“抬杠”,但,并没有伤害友情,这是何等的境界!

  顾准,真正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这种坚持,首先来自顾准心中流淌的“良知”和“操守”,但,经济研究所的“小环境”和“小气候”,“ 老夫子”那份“底线”的人情味,也不可小觑。

  (2012年1月14日,21:11分,荷锄斋)

绯闻 发表于 2017-6-8 15:44:27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皮皮虾 发表于 2017-6-13 21:52:54

 顾准,真正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这种坚持,首先来自顾准心中流淌的“良知”和“操守”,但,经济研究所的“小环境”和“小气候”,“ 老夫子”那份“底线”的人情味,也不可小觑。

0000 发表于 2017-6-15 18:34:04

我的妈,看到顾准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小时代里的顾准

杜志芳 发表于 2017-6-15 20:03:29

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金鑫 发表于 2017-6-29 16:56:26

哈哈。。。。。。。。

金鑫 发表于 2017-6-29 16:56:45

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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