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与贫富差别
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从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开始的，那就是：“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建国后曾经有过的长达二十多年的“共享贫穷”的日子，终于因为这句充满了真知灼见的、金子般闪光的话语而结束。 在经历了又一个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改革开放富起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区区3685亿元人民币，飞跃到了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人民的身上，都发生了令人又惊又喜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所有的变化都与我们对富人的政策有关。 毋庸讳言，与此同时，我国的贫富差别也在加大。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万元，而2003年中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才1000元出头。相差了近五十倍。 当然，贫富差别并非都是坏事，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对我们的社会是必须的，是有益的和健康的。它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体现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由于人的个体天生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势必然会反映在收入的分配上。我们甚至不能想像，完全没有了贫富差别的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 可问题是，怎样确定和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即适度的贫富差别？ 如果不控制好这个“度”，以致使贫富差别过大，（过大过小对我们的社会都是一场灾难）那也会导致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从而引发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会引发动乱和暴力，那将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 关于这件事，关心它的不仅是现在的中国。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都在研究贫富差别问题，并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那就是著名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别是否适度的一根标竿，而0．4则是它的“警戒水位”。 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一个什么样的“水位”上呢？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1998年达到了0．456，1999年达到了0．457，2000年达到了0．458，2001年达到了0．459，每年以0．1％的速度在递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据山西省省委研究室所作的一个调查表明，山西省孝义市的一个村子，该村子有441户农户，总人口为2024人，该村最富裕的88户总人口为430人，拥有该村总收入的81．2％，而最贫穷的89户总人口为395人，仅拥有该村总收入的1．6％，相差46．6倍，户均收入差为49．8倍。 有人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偏高，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的贫困，导致“基尼系数”的参考座标偏低所致。这话虽说不无道理，但对同一个指标，不同的人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我的理解则炯然相异，正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的贫困，我国的“基尼系数”才应该偏低而不是偏高。 国外的一些做法，也许会有某种启示。在发达国家，对富人在银行的存款有严格的限制，超过一定的限额将被课以重税，以强迫其储蓄进入消费和投资。在税收上的收入累进制，也强迫富人缴纳更多的税赋。还有，高达50％的遗产税将使富人不可能将他的财产大部留给他的后代。 于是，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富人，在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后，他们发现，除了他们自己个人和家庭的消费，（对于绝大多数的能被称作“富人”的人来说，那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其余的财富都是社会的，他们不过是这些财富的托管人而已。 于是，发达国家对富人的政策，强迫许多富人，成为这样的人：他一方面是企业家，另一方面，他又同时是慈善家，他必须把企业所赚来的钱，流水似的大把大把地花出去，大把大把地捐给穷人或公益事业。通过这样的调节，实现一种社会公平。 “基尼系数”就是这样得到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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